标签:公民

乱谈许志永、王功权和“公民”

(图片来自Twitter) 这两天官方放出了王功权“认怂”的消息,并且表示和许志永断交。这 […]

学做公益,需要先学做公民

现在是凌晨4点半,我又熬到这个时候,因为看豆瓣上一个捐款事件。 事件大致如下,如有出入请见 […]

苏格拉底的知识论与公民表达

(这文章是看了一篇文献后的牢骚)

每一次科技的进步,都带来知识的变化。苏格拉底痛恨书籍,因为他认为书本将使人的智慧堕落——你再不需要将每一件东西都记录在头脑中,而知识只能来自于对经验的记忆。苏格拉底并未想到,除了“对话”式的辩证法,知识还可以通过什么样的途径传播,毕竟“美德即知识”,倘若连美德都不需要去认知、讨论和记忆,那么人类还剩下什么? 

苏格拉底式的知识论,建立在以对话基础上的思辨,他定义知识是人类最重要的美德,例如雅典城邦的公共精神、对真理的求索和对法律的尊重。这样的“知识”,迥异于现今我们将“技术”和“知识”混为一谈的习惯。“技术”让我们觉得自己对整个宇宙的探索逐渐清晰、能鲜明的感受到可知视野的扩大——然而这与苏格拉底的本意南辕北辙,苏格拉底之所以比别人聪明,就在于他清楚的知道自己其实一无所知。 

现今的科技可以将公民参与扩大到一个庞大的共同体,譬如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这一点有力的突破了古希腊城邦的缩微国家模型对于公民参与的重要性。固定电话、手机、电视、互联网,这些技术成为公民社会中最有力的表达工具。人们无需走上街头摇旗呐喊,也不必要每个月开一次公民大会——所有这些诉求表达,都可以通过科技手段,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得到满足。 

而科技带来的副产品则是,我们发现自己所知的领域越来越多。朝核谈判,哥本哈根会议,甚至在2012年之前建造诺亚方舟的可行性——这些远离肉身的问题,却可以成为我们思维的训练场。我们到底是变得更聪明还是更愚蠢了?如果让苏格拉底来判断,那么他的结论显而易见——觉得自己懂得越多,就越蠢。 

然而公民所对应的知识,并不是上述科技,而是源自古典的公民美德。这美德要求你成为自己的主人,对城邦事务负有责任。公民身份的政治和公共特性决定了公民美德和科学技术实际上毫无关系,现代语境中的“知识”只是一种对于真实知识的模糊与误读。而真实知识的范畴应当将硬技术排除在外,仅仅包括对人类生活的反思和解释。 

作为表达工具的技术手段在蓬勃的发展,但并非全部朝着加强公民表达的方向。极权政府懂得利用网络、通讯工具等一系列手段对公民进行监控、尽其所能封锁公民的一切反对意见。在那里,技术成为阻碍公民表达的第一道障碍。东德和前苏联有庞大的特务机构,负责对过境之内的所有思想进行审查和过滤,包括对政治异议分子、知识及艺术界人士和普通民众的监视与监听——这些都建立在一定科技水平之上,而无论罗马帝国皇帝还是中世纪神权都绝对做不到这一点。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技术不仅不是公民表达的必要条件,相反,还往往充当了戕害公民意见的刽子手角色。 

现代宪政民主制度下,公共话题往往需要专业知识才能进行判断,但话题的专业性,并不意味着公民本身必须学会专业知识才能做出选择。此时专家的辅助作用体现的尤为清晰,他们通过清晰通俗的语言将客观情况转述给公众,然后公众根据这些材料议事。 

我在本文中着重强调应该将“知识”和“技术”分离,原因即在于对于公民参与的关键是“知识”而非“技术”、尽管这两个概念现今被我们反复混淆以致让人难以琢磨。现今的公民参与过重的依赖于技术支持,显然本末倒置。我们在强调以技术支持公民参与的同时,绝不能忘记,公民参与的核心乃是公民表达的诉求。丧失了这样的诉求、反将技术作为公共事务参与讨论的唯一途径,则或多或少的忽略了知识的本质是什么。 

所以在公民身份尚未得到全体自我确认的时候,着墨过多于技术将带给公民表达怎样的差异化未来,显然是饿着肚子的时候考虑吃得太饱怎么办。我对于这篇无聊论文的观点也就如上文所说——有美好的憧憬固然很棒,但是人类智慧毕竟不能总是用在画饼充饥上。 

教授们还需加油,无论是美国的还是中国的。

公民和英雄

最简单的是非判断,面临最严酷的代价,都变的异常复杂。我确信自己不该指责那些没有签名某一纸书文的人,因为我和他们一样,只想做个公民而非英雄。

写给此刻正在监视该版的网络特务,你

此文发表于学校论坛的“政法天地”板块。

《写给此刻正在监视该版的网络特务,你》

我不知道你是谁,不知道你的性别和年龄,不知道你是否为了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抑或仅仅将“监视”当成一项立场中立的谋生工作。

你在看着我们,在看着我们说过的每一句话,每一场敏感的讨论你都仔细查找敏感的内容,然后命令学生管理员将之删除或锁定或转移。我曾经很愤怒,怒骂你为五毛党、走狗、秘密警察&hellip…

为什么我不去做公务员

今日吃午饭时,我爸继续催促我说“公务员是最好的工作”云云,号召我考公务员。我对于公务员这份工作是否足够好不予置评,因为每个人的偏好相差太多(我就认为公务员的工作理应位列对青年人最缺乏吸引力的工作排行榜第一名);然而就一个国家而言,就民众的政治理想而言,我不去当公务员,这恐怕是对国家政体最大的帮助。

常见的言论是:进入体制内部,保持理想主义,然后尽力参与政治的变革。这样的说法并不能形成普遍的政治改革路径。首先我对于任何体制内部的人均不抱有任何幻想、不认为他们中任何一人是善良诚实的,在对政府行为进行概念的圈定之前,就首先在价值上“先小人后君子”,姑且认为他们全部都是强盗和骗子。即使是我爸,作为体制内一个勤勤恳恳的普通分子,他也无法具有强大的精神力来对抗体制——事实上我相信体制是能够战胜一切精神力量的,包括道德和感情。因此,进入体制,即意味着赞同体制、拥护体制、志愿为了某某主义事业奋斗终生。

而支持我不进入公务员队伍最重要也是最坚挺的原因,并非我憎恶公务员队伍、讨厌体制,而是作为公民对于国家和政体应该抱有的基本理想和责任。

我是接受过行政学系统教育的学生,并且相信在同龄人中具有“中等偏上”(这个词被那些不愿自曝照片、在浙大bbs征男友的女生所大量使用,以描述自己在求是园中的外貌水平)的知识水准和智力能力,对于政治、行政、官僚结构都有优于绝大部分人的理解。那么,从日常的视角看来,我专业对口,自然最适合公务员。

然则非也。国家若试图将最优秀的人才归置于政府中,长此以往,将会使最有判断力、最有决策力、最具智慧的人们聚集于政府,为社会各种决策制定详尽的优劣分析。并高效的使之落实。以上是我所能做出的最理想的假设,我假设他们都是道德高尚的,完全没有腐败和利己的行为,在官僚体系中也是非人格化的。可是即便他们是这样优秀、作出的决策也非常正确,依然会令这个国家日渐衰落。因为人们将习惯于将决策和思考的事情交给政府的精英们来处理,人们对于公共事务不再关心、反正政府会处理的很漂亮,自己决定自己的事情越来越少,对于公务处理的关心和能力都会降低。这种民众政治退化的难堪境地在雅典城邦甚至是不道德的。

在一个全能政府的领导下,优秀的人们自愿进入体制谋求更好的福利和更多的晋升机会。官僚机构内的钻营会成为体制内的主题。不仅如此,为了维持机构的健康,往往需要在外部有同等力量进行监督。但是倘若某天社会精英全部进入政府,他们也就没有了外部监督、或者说至少外部的人在智力、见识、知识、辩论等方面的才能,必然远远不及政府。这样,外部监督也就无法形成。

倘若以上所说统统不考虑,毋宁承认这一条——政府的存在作为“必要的恶”,其权力、能力的膨胀将是整个社会最大的隐患。这也是近代以来对西方政治中对政府基本的价值判断。

我作为一个人才,对充满自由的中国寄予无限期待,自然要为国家的自由和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我反对优秀人才进入政府,那就从我做起,不进入政府、不当公务员,让政府的水平和能力维持在一个可以忍受的、较低的层次,这样就是在变相削弱政府的能力,同时也就是以我单人之力扩展自由的疆野,并对政府权力时时进行着威胁和监督。

你若是个人才,你若对中国负责,你若向往自由,请不要去做公务员。

几个基本概念的理解

人权

     人权最普及最易懂的说法是“人因为其为人而享有的权利”。人权是不需要其他前提和条件的,当然,如果说有前提,那么也只有一条——人权的实现要求本身的权利和他人的权力和平共处。没有任何人的人权是应该建立在对别人权利剥夺的基础上的。

     于个体来说,每一个人都是人类社会的目的而非过程;工业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