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政治哲学

七常委中最奇怪的一个

七常委中最奇怪的一个

此人籍贯山东,名字里却有个沪字。 这个沪字似乎成就了他,生于沪,显于沪,受江赏识,一飞冲天 […]

女性主义与政治哲学

先说两句题外话。 那天和雷闯、雷闯的几个师兄弟一起吃饭,席间讨论起处女情结的问题(女性读者 […]

几个基本概念(4):言论自由

第三个概念往往被误解,这个概念就是“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几乎是最常被误解的一种自然权利,它的边界很模糊;言论自由和言论伤害的鉴别也是一件有技术难度的事情。你很难将对一个人的评价和对一个人的攻击区分开;但是在习惯上,对于那些针对政府和统治者的言论,无论多么刻薄或凶狠,都应尽量避免对发言者治罪。这既是政府应有的包容姿态,也是对于持不同政见者的保护——事实上,那些被认为“妄图颠覆国家”而遭受刑罚的人,往往只不过是些说真话的人。

密尔在对言论自由进行阐述的时候,提出了言论自由的最重要意义——言论自由之于真理,相当于钥匙之于保险柜内的金条。无论一种言论是对还是错,我们都不应该强制它消失,因为如果它是对的,那么我们压制它就等于压制真理;如果它是错的,那么我们失去的对于真理判断训练的损失也大于我们自以为是的收获。密尔认为,言论自由是寻找真理必要条件,无论它正确与否,压制它对我们都没有好处。我们也绝不是永远正确。

密尔从功利主义的视角论述了言论自由作为工具性的存在对我们是必要的:因为它对我们有好处,所以它应该受到保护。但是同时我们如果仅仅将言论自由作为人类的一种自然权利来看待,人类也同样应该保护自身的言论自由。因为言论自由最基本的功能是令一个人表明他自己的观点,每个人表达自己的观点就如同每个人拥有财产权一样,只是一个是精神上的,一个是财产上的。

言论自由容易被误读,浙大学生们在论坛上抬杠般的讨论时,往往到最后甩出一句“这是我的言论自由”,则这场讨论戛然而止。此时“言论自由”就成为了“言论放任自由”。显然,如同其他自由一样,我们应该给言论自由设置一个范围。

“某个人长得难看,所以他逛街就是对我的利益的侵害。”这显然是荒谬的。但是如果换个主题,也许大家会觉得这种状态是成立的。例如“由于我们绝大多数人对于他的观点有普遍反感,所以将禁止他的发言”。这也是错的。作为独立个体,我们的确有拒绝听取某人意见的权利,但是我们并没有禁止他实行某种活动的权利(例如丑八怪上街、讨厌鬼发言)。同样是密尔(密尔是自由主义的祖师爷,薄薄的《论自由》几乎囊括了自由主义的奥义,多次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他为我们定义了一个概念——“以权利为基础的利益”。在这个概念之下,我们基本能够协调彼此言论自由的界限。

举2个例子。①丑八怪上街也许让你很不爽,但是他上街的自由是基于他个体活动自由的权利,所以你不能剥夺;但是如果这个丑八怪跑到你家里去恶心你,那么你就可以阻止他,因为此时你不愿意看到他则是基于你位于自己产权房屋内行动自由的权利。②人身攻击显然是要被禁止的。但是眼神、leaf等人的发言则不能被禁止,因为他们的言论自由是基于他们的发言权利。你不能因为“不想看到他们”就否定了他们基于发言权利的利益。

至此我们发现,古典自由主义者密尔对于自由的定义是依据“伤害原则”(即你的自由就是不能伤害别人的自由);而对于言论自由的定义则是“以权利为基础的利益”。看似有差异,其实是相同的。而之所以两者的阐述方式不同,则是因为言论的划定要比单纯某种行为的划定困难得多、也更具有迷惑性。这也是我们常常误读“言论自由”的原因之一。

我同意密尔及后世诸多学者的观点:言论自由是人类寻求真理的钥匙。政府不能够禁止任何一种言论,而公民也不能够将判断言论正误的权力(而非权利)交给政府。我向那些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敢于说真话的人致敬,因为他们是真正寻求真理的人。弥尔顿在《论出版自由》中激情澎湃的说,“责罚一种智慧就将增加它的威信。禁止一种写作,就会让人认为它是一种真理的火花,正好飞在一个想要熄灭这种真理的人的脸上”。也许这就是对我们现今最大的鼓励和安慰。

几个基本概念(3):代表

[quotex][b]以下是引用[i]张眼在2009/11/28 14:40:06[/i]的发言:[/b]

而且我告诉你,浙大校学生会选举方式就是代表投票制

[/quotex]

 

首先学究一下,我没听说过“代表投票制”这么个说法。就张眼的意思来看,他大意可能是说学生选举代表、代表投票——所谓“代表投票制”。或者…

几个基本概念(2):民主

几个基本概念(2):民主

“站长门”事件里,我印象最深的一个帖子其实是校园信息一个极为简单的贴,大概只有一句话——我们要民主!
为什么是要民主?而不是要分权、要自治、或者要自由?

我之所以对这句话印象深刻,是因为当大家受到权力的不公正待遇时,没有太多的闲暇去考虑解决这一问题的技术手段乃至价值标准。民主是最直接最有力的方式。在当时的情形之下,显然民主选择的结果会出现惊人的多数票统一&m…

两个哲学问题

问题一:恐怖分子在某地安放了毁灭整个地球的炸弹,但是国际武装力量到达该地必须经过一条高速公路,而这条高速公路的正中间有一个坚决不拆迁的钉子户,并宣誓他的生命与他的财产同在、他将誓死捍卫自己的房子。我们是否应该杀死他、拆除他的房屋、使得部队通行、拯救世界?

讨论这个问题,将无可避免的推出我们习以为常的功利主义比较方法,边沁可计量的“快乐痛苦统计法”。这是一道很简单的选择题,一边是全球六十亿人的生命和全部财产,另一边是一个钉子户的一幢房子。似乎只要是理性的人,当然要选择六十亿人的生命、财产,放弃钉子户的那幢不合时宜出现的房子。在地球毁灭这个背景之下,再来谈论个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一件迂腐而愚蠢的事情。

这种比较无论是从质还是从量上来说,天平两边都相差悬殊。我们做出选择时,情不自禁的倾向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是“理性”的比较。可是以此为“理性”,我们将推断出一系列荒谬的结论——例如,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散尽全部身外之物、拯救更多非洲难民于生死边缘,但我们并没有这么做,显然我们并没有遵循“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因此我们的不作为是不道德的。

当6000000000人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我们将自然放弃其中1个人,以牺牲他作为代价,换取其他5999999999人的生存,那么当这5999999999人再次受到相同威胁时,我们会再次牺牲一个人、保全剩下的5999999998人……以此类推,当世界只剩下3个人,我们依然会牺牲一个人、保全另外两个。但是当只有两个人的时候呢?显然,这个时候只有丛林法则,谁更强大、谁就生存。这一套逻辑推论下来没有漏洞,却得出了一个恐怖的多数人残暴统治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少部分人被当做生存的手段,无论是牺牲掉还是被吃掉,都是一样的——他们没有权利可言,他们死于“一人一票”的多数人“民主”。

那么在这个危急时刻,我们到底应该如何选择?当我们面对这样一个困境的时候,每个人都变成了上帝,我们在这场思想实验中扮演上帝的角色。价值和生命到底哪个更重要?归根结底,就是我们是否要为了生存而突破底线价值?如果说生存也是一种价值,那么这种价值和别的价值有没有高下之分呢?

问题二:人,是否有选择成为奴隶的自由?

这个问题和上面那个问题一起、困扰了我很久很久,都是苏振华的课上讨论过的,我却始终没有得出自己满意的答案。苏振华的解答是:权利是一致的,人当然有选择成为奴隶的自由,但是前提是当他不想做奴隶的时候,他也有拒绝继续做努力的自由。我对这个回答一直不满意,虽然自己也无法找出更合适的解答。

其实苏振华的回答是一个伪答案。问题中的“奴隶”的含义,就是无法再进行选择、没有权利、被人奴役的人,而苏振华有意无意的改变了“奴隶”的含义。他回答中所说的“有权利拒绝继续做奴隶的奴隶”,实际上已经不再是问题中严格限定的“奴隶”。因此这个答案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的解决,可以寻求古典自由主义大师密尔对于“自由”的理解。密尔提示我们,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完整一体,在我们讨论是否能够“切割”自由的时候,我们已经触犯了自由的边界——事实上个人主义的自由本身既不可分割、也不可转移、更不可放弃。关于奴隶的这个问题本身,也是一个伪命题,一个人是无法自愿成为奴隶,因为这首先违背了我们对于人性趋利避害的基础理解,然后也违反了自由的概念和边界。当一个人成为奴隶,他显然已经无法再谈论自由和权利。而在他成为奴隶之前,自由并不能给予他放弃自由的“权力”(这里用权力这个词以区分权利)。

几个基本概念的理解

人权

     人权最普及最易懂的说法是“人因为其为人而享有的权利”。人权是不需要其他前提和条件的,当然,如果说有前提,那么也只有一条——人权的实现要求本身的权利和他人的权力和平共处。没有任何人的人权是应该建立在对别人权利剥夺的基础上的。

     于个体来说,每一个人都是人类社会的目的而非过程;工业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