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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常委中最奇怪的一个

七常委中最奇怪的一个

此人籍贯山东,名字里却有个沪字。 这个沪字似乎成就了他,生于沪,显于沪,受江赏识,一飞冲天 […]

【友人来稿】六四28周年,要纪念更要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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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最近连续加班,且一直有工程在手,朋友的这片文章迟迟没有发出来。昨晚从端传媒获知诺贝尔 […]

关于基督教的胡言乱语

关于基督教的胡言乱语

前两天约了两个朋友聊天,聊到高兴处,我向他们讲述自己接触基督教后的感受。两个朋友都不是信徒,所以很客气的说宗教让人懂得善良和秩序,对整个社会都是很好的。前些天在香港,又听闻一个牧师说如果全中国的人都信教,那中国当然会变好。

第一种说法是无神论者对宗教功能性的曲解,第二种说法表达了神职人员在政治观念上的幼稚。

微博大V、久经考验的自由主义战士阿老师在一篇文章里说过:

Torah(犹太人的圣经,就是基督教圣经里的《旧约》)认为人们容易成为自己思想、习惯和彼此的奴隶,所以上帝安排了安息日,以作为一种反作用力。那些从来没有体会过自由的人不向往自由、也不知道为自由而奋斗,但是奴隶一旦体会到自由的滋味,哪怕一个礼拜只有一天,也会最终起来反抗奴隶制度。

我一度怀疑,神是否在乎人的自由?否则以色列人为何给埃及人做了430年的奴隶,直到耶和华指引先知摩西带领逃出埃及?安息日的设立,原因在于耶和华与以色列人立约,并将这一天作为立约的证据。人的主权既然归属于神,对神而言,人的“自由”则是没有意义的(除非有人侵犯了神对人的主权)。所以安息日的安排与奴隶的自由应该没多大关系。

随着对基督教理解的加深,我期待通过宗教提升道德修养的想法逐渐消失,且这种想法多少有点买椟还珠的味道。人顺从上帝的引导,逐渐走向上帝的计划,的确容易让人“变好”,那是实实在在写在圣经中的,但最大的改变大概是生命有了引导和依靠,其他一切改变都以此为基础。基督教不参与社会管理,它对政治的影响,首先根基于对个体和家庭的约束。因此我说,基督教的政治影响,是作为对个体影响的“副产品”而诞生的。

虽然看的是同一本圣经,但产出的“副产品”却不尽相同。中国基督徒人数已达到8000万,乐观的估计则达到1.3亿。如果基督教真的使“政治自由”成为“副产品”,任何政党都无法在拥有一亿有组织架构的“自由教”信徒的国家实行威权统治。最近浙江省内几十座基督教堂或被拆十字架、或被整体强拆,也并没有看到基督徒有组织化抗争,大多数只是乐观的期待未来的复兴。这是基督教并不必然与“政治自由”这一价值关联的一个事实佐证。

人不可能单凭传福音获得民主自由,幻想全民信教以后变成神的国度,更是说梦话了。凡是人建造的组织,都会腐败,《旧约·列王纪上》中所罗门以后的14个国王中,只有2个让神看的过去,这还是蒙神拣选的民族。圣经中一再出现人的不自律,依赖神的诅咒来约束人,世俗世界中的政治权力,当然更需要受到最大程度的限制。

最近按照计划读圣经,河马推荐的《独裁者手册》只看了一点就被扔到一边。深深的感觉到,身边的环境会极大的影响一个人的视野。现在身边的朋友多是生意人或者基督徒,自然就在这两方面更用心,而当年与河马、许局等同住浙大的日子,就每天都是唾液横飞的政经评论。很难说我更喜欢哪个,不过现在非常怀念过去。还有跟王老师一起穿梭于几大医院,这些好像都是我最理想主义的时光了。

人要沿着神的路前进,但是对一路上的风景还有怀念怎么办?

乱谈许志永、王功权和“公民”

(图片来自Twitter) 这两天官方放出了王功权“认怂”的消息,并且表示和许志永断交。这 […]

无主权,不民主

刚才在微博上看到消息:国际智库 Freedom House 公佈2013年新闻自由报告,当 […]

民主巩固,或民主崩溃?谈台湾与俄罗斯

谈崩溃之前,必须先谈什么是民主巩固。亨廷顿的标准是“双翻转测验”,即民主转型后的政权经历两次正常接替、掌权方能够接受选举失败后的放权——完成了两次交替,即可认为民主得到巩固。然而针对“民主巩固”的具体含义的辩论,其实本身指向“民主政治”,大概只有程序上的选举式民主是不够的,民主文化必须深植在本国的政治土壤之中。

秋风愿意从儒家文化中寻章摘句、挖掘出一鳞半爪的“宪政传统”,在我看来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当今世界政治潮流,是基于全球化以后的价值融通,自由和民主成为全体人类的共同价值,而无需再从本土挖掘精神给养。以儒家而论,本身带有大量反民主的毒素,强调权威重于自由、团队高于个人的集体主义。台湾在儒家推崇的纪律与服从的威权政治下经历几十年的折腾,重于在20世纪末拥抱第三波民主化浪潮、顺利完成亨廷顿的“双翻转测验”(1996年李登辉-2000年陈水扁-2004年陈水扁-2008年马英九)、并一跃成为东亚最自由国家,是华人突破儒家毒素的典范。民主文化既然已经渗透进台湾政治社会的每寸土壤,就很难再被拔出,可以这样判断,台湾已经对反民主的华人文化传统彻底免疫。

然而既然有成功范例,必然也有倒退案例。摆脱极权主义的俄罗斯即是一例。在叶利钦当政的1991年-1999年,俄罗斯在“自由之家”的评分逐渐上升,并被列入自由国家,在1995年至1997年之间,是表现较好的时期,当时政治权利与公民自由的等级均为3。然而在1999年普京上台之后,各项指数全面下滑,自由程度呈倒退趋势。2004年,已经倒退为“不自由国家”。我曾跟朋友提起过,转型正义在俄罗斯的缺失,是重要一方面。曾经作为克格勃的普京没有受到如捷克“除垢法”一样的软性清算而当上总统,加上1998年俄罗斯经济危机、1999年第二次车臣战争爆发,内忧外困,国家权力在一个前极权主义政权特工的把持之下迅速扩张,眼看俄罗斯民主倒退、叶利钦心血毁去大半,不胜惋惜。

对比台湾与俄罗斯,粗浅来看,有什么差别?我的了解非常有限,只能就所知说一点。

一、国家转型背景的区别。台湾转型于威权政治,而俄罗斯民主成长于极权政治崩溃之后。威权政治下可以有稍自由的政治社会,而极权之下没有任何社会“第二文化”的发展空间。罗刹国人黑暗之后骤见光明,难免头晕目眩。可以说,按照转型难度来排序,苏丹式政体>极权政体>后极权政体>威权政体,台湾、俄罗斯转型难度差距之大,可想而知。

二、文化背景的区别。台湾的固然有儒家的反民主毒素作祟,但是其猛烈程度也远不及俄罗斯传统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强劲,普京上台以后对车臣战争的强硬态度,在一片血泊之上竟获得颇高的支持率,而反极权的英雄索尔仁尼琴居然也对普京亲睐有加,足见俄罗斯人骨子里的民族主义作风确实使得普京控制国家杜马、压制言论自由、迫害反对派的反民主政策如虎添翼。托克维尔曾经预测世界上将只剩下俄罗斯和美国这两个“伟大的国家”,其预言已经在冷战中精确应验,俄罗斯至今无法在政治土壤中播下民主种子的原因,苦笑一下,也只能归咎于宿命了。

三、公民社会发育程度的区别。其实这一点,与第一点关系紧密。国民党实行威权统治,但从未彻底根除公民社会,而台湾的基层选举在国民党执政期间也并未停止,政府没有强制抹除公共领域、私人领域界限,社会上存在大大小小不同方面的利益团体,本身已经存在政治多元化趋势。而俄罗斯在苏共蹂躏之下,别说政治多元化,连个体生存都朝不保夕,每个人被打散成原子状态,谈何民主实践?这是极权社会绝对不可能允许发生的事情。在这一点看来,台湾的政治社会其实早已发芽,而刚刚走出极权统治的俄罗斯,无异于在一片冻土之上种植民主花朵。

以这三点看中国大陆,除了文化背景与台湾近似,在前国家政权性质与公民社会发育方面,似乎处于台湾和俄罗斯的中间档位,总体来看,转型难度也介于台湾与俄罗斯之间。既然俄罗斯能转型,大陆当然更可以转型。但转型之后的问题比较严峻,我们会面对民主的巩固还是民主的倒退,这取决于巩固阶段一系列非常专业化的政权构造过程、和阴差阳错的历史偶然。现在关心转型之后的巩固问题,似乎为时过早,但我坚信总有一天,我写下的这些文字会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民主转型中解决“国家性”问题的方法,以西班牙为例

西班牙在1975年独裁者弗朗哥去世以后,由首相阿道夫·苏亚雷斯开展了一系列民主化活动,说服 […]

当非民主政体面临经济衰退

继续林茨的《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这几篇文章连起来,有点像读书笔记了。 Fernand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