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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基本概念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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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

人权最普及最易懂的说法是“人因为其为人而享有的权利”。人权是不需要其他前提和条件的,当然,如果说有前提,那么也只有一条——人权的实现要求本身的权利和他人的权力和平共处。没有任何人的人权是应该建立在对别人权利剥夺的基础上的。

于个体来说,每一个人都是人类社会的目的而非过程;工业社会之所以“异化”,说到底,就是大机器生产带来的人类分工合作中,难以避免的将个体的人当作了工具,通过命令指挥人来达到使用人的目的。在这一套体系中,不需要体现个人意识,若非智能化程度的限制,其实将人替换成机器人,也并无不可。

人权包含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获助权、公正权、尊严权等,最重要最基本的是前三个,由这三个权利可以推导出其他人类应该享有的权利。现在几乎各国宪法都将公民权利置于国家权力之前,而宪法所保障的更多的也是公民权利。环境、历史、经济的不同,导致各国人权的实现水平迥异,然而这并不妨碍“人权”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价值标准之一。贫穷落后并不是酷刑、暴政的借口,体现在人权这二字之上的,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

我们经常使用“指手画脚”这一词语形容美国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干预。其实这种说法避重就轻的选择了主权问题转移人们的视线——的确,中国享有主权,但在主权之上,更存在一个人权,这才是主权存在的根本、国家合法性的来源。保障公民的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是国家最基本的职能,如果不能完成这一职能,人民有理由以法定程序解散现政府、通过契约构建新的政府。

公民

公民是存在两个定义。首先是法律意义上的公民,是宪政民主的产物,是一个人之于国家的身份确认,代表了个人应服从的社会规则,一个美国人是不需要服从中国法律的。其次,“公民”之“公”则与“私人”之“私”相对比,前者体现了人对于所属社会公共事务的治理和讨论,后者则更多的表达了其对于私人领域事务的绝对权威。这二者并不相对立,而是相互补充的关系:公民对于公共领域事务积极参与讨论和治理,在互相商议和妥协之后做出决定;然而对于私人事务,则无需进行任何意义上公共讨论,应由其全权处理。

在雅典城邦,经过身份筛选的公民聚集在市民广场进行公共问题的讨论,公民认为公共事务的重要性是大于私人事务的,而那些将私人事务凌驾于公共事务之上的行为则是颠倒价值的举动,是为人所不齿的。从对于“公”的积极参与上讲,古希腊雅典城邦公民是现代公民的楷模,但是同时我们也需要对当时雅典“公事大于私事”的倾向加以警惕,防止公共领域侵犯私人领域。在当代,我们所要做的可能恰恰是为二者的和平相处找到一个平衡点。

显然只有当具备了主体意识后,公民才能对公共事务做出独立、理性的判断。而对于自身权利的了解,是公民意识最核心的部分,只有当个体充分意识到作为公民应享有的权利,他才会通过消极的保护、积极的诉求争取来实现权利。 进而可以推导出,在具备了主体意识后,公共意识也显得非常重要。这是一种对于公共事务充满诉求欲望的意识,既关心公共决策、同时又积极参与讨论,从消极的方面去理解、去对待,从积极的方面去争取、去讨论。

至此,一个公民才真正成为一名“公”民。

共和,宪政

从早期的君王专制,到民治政府,再到宪政政府,期间的思想变动经历了相当大的波折。在讨论民主平等自由时,共和和宪政常常沦为民主这一鼓动人心的字眼的陪衬,进而诱发这样一个现象——人人都知中国的全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然而很少有人确切的知道“共和”二字的含义。

从本质上来说,任何形式的“专制”的摆脱不了暴政的可能性,因为专制所包含的含义就是,对于一部分人,不需要讲道理,只讲阶级和政治立场,不需要尊重他们的意见,他们是敌人必须予以制裁。这里需要加以说明的是,现代的专制往往打折“民主”或“人民”的旗号,用政治口号和模糊的概念来获得语义上的合法性。这和追求纯粹民主的行为其实是相通的。以民主之名,加以迫害,实为多数人暴政,他们恰恰违反了民主的基本信条——每个人,都拥有发表自己意见的空间,都有对公共事务进行决策的权利。

民主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而今已经成为政治变革的一面大旗;但凡涉及政治大变动,必然提起这两个字。然而我们在民主的路上走得越远,就越需要以共和来免疫民主的“暴戾”,以避免民主沦为独裁者最凶狠的武器。

与民主共和不同,宪政实质上是一种制衡政府的方法、而并非单纯的政治哲学概念。自由主义学者认为,政府是一种“必要的恶”,人们通过让渡部分权利,来保障全社会人的基本福利;然而作为一个“立维坦”,政府同时又是是巨大的专制工具,倘若不能以某种途径制约政府本身的膨胀欲念,那么不仅无法达到人们最初组建政府的目的,更会是体制走向邪恶。

“宪政”的最初含义是“宪法政府”(constitution goverment),人们在解释宪政时,很自然的理解为“用法律限制政府”。但是这个观点很快由于过于狭隘而得到扩展,政府部门之间的相互制衡同样是对于政府权利的限制。当然,倘若追根究底,任何“限政”的举措,都是法律的延展。

精英

民主和独裁,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平等。在民主社会中,人人因为具有他人不得侵犯的权利而自由;在独裁统治下,人人都因丧失独立人格和权利、成为奴隶而平等。然后事实上,在微观控制着社会发展方向的总是少数人,他们或尔能引领政治,或尔能影响舆论,从而对全社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精英具备两个特点。首先,相对于民众,精英具备某种优势,这种优势可以是对专业知识的掌握,也可以是财富和权利;总之,在某一领域有较高地位,熟知这一领域,并是领域中的优秀成员。具备这样的优势,可以通过后天的学习、奋斗,也可以通过世袭手段获得。其次,精英的存在,是一个被选择的过程,只有具备了一定条件后,公众选择他成为精英、并且其本人也有成为精英的主观意愿,他才能够成为我们所说的精英。考试、竞赛及各种选拔,事实上就是挑选精英的手段,通过考验的人能够得到更多资源、更高地位。

在知识领域的精英,是各行各业的专家,由于行业庞杂,这些专家数量庞大,虽然在自己的领域内有较高声誉,但对于整个社会的影响力相当有限。于是在一个健康发展的社会里,这些知识精英,就成为了社会纺锤形结构的中间阶层。这个阶层,离真正的精英阶层尚有距离,同时又处于底部阶层的上方,不仅仅起到了稳定社会的作用,同时大量的上层精英,也出自这个阶层。可以说,未来的上层精英,有很大一部分将出自这个阶层。

哈耶克曾嘲笑”知识分子“是”贩卖观点的二手商人“,他们并不比民众聪明或博学,他们只是较早的了解了某些概念。同时哈耶克又强调了虽然”知识分子“不具备真正的政治权利,但是其实社会舆论是有他们主导的,各种民众眼前的信息,都经由”知识分子“坚信的某些观念的筛选。

如同直接民主的不现实一样,治理国家是无法事无巨细的进行全民的民主决策的,因此在当代社会,精英的出现是必然的,同时如果以相应的程序加以限制权力,那么精英不仅不是民主的敌人,还发挥着自己的作用来促进民主。那些提起”精英“二字就觉得民主倒退的观点,其实和那些认为代议制减低了民主纯度的观点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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