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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巩固,或民主崩溃?谈台湾与俄罗斯

学术 谷溪 778浏览 0评论

谈崩溃之前,必须先谈什么是民主巩固。亨廷顿的标准是“双翻转测验”,即民主转型后的政权经历两次正常接替、掌权方能够接受选举失败后的放权——完成了两次交替,即可认为民主得到巩固。然而针对“民主巩固”的具体含义的辩论,其实本身指向“民主政治”,大概只有程序上的选举式民主是不够的,民主文化必须深植在本国的政治土壤之中。

秋风愿意从儒家文化中寻章摘句、挖掘出一鳞半爪的“宪政传统”,在我看来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当今世界政治潮流,是基于全球化以后的价值融通,自由和民主成为全体人类的共同价值,而无需再从本土挖掘精神给养。以儒家而论,本身带有大量反民主的毒素,强调权威重于自由、团队高于个人的集体主义。台湾在儒家推崇的纪律与服从的威权政治下经历几十年的折腾,重于在20世纪末拥抱第三波民主化浪潮、顺利完成亨廷顿的“双翻转测验”(1996年李登辉-2000年陈水扁-2004年陈水扁-2008年马英九)、并一跃成为东亚最自由国家,是华人突破儒家毒素的典范。民主文化既然已经渗透进台湾政治社会的每寸土壤,就很难再被拔出,可以这样判断,台湾已经对反民主的华人文化传统彻底免疫。

然而既然有成功范例,必然也有倒退案例。摆脱极权主义的俄罗斯即是一例。在叶利钦当政的1991年-1999年,俄罗斯在“自由之家”的评分逐渐上升,并被列入自由国家,在1995年至1997年之间,是表现较好的时期,当时政治权利与公民自由的等级均为3。然而在1999年普京上台之后,各项指数全面下滑,自由程度呈倒退趋势。2004年,已经倒退为“不自由国家”。我曾跟朋友提起过,转型正义在俄罗斯的缺失,是重要一方面。曾经作为克格勃的普京没有受到如捷克“除垢法”一样的软性清算而当上总统,加上1998年俄罗斯经济危机、1999年第二次车臣战争爆发,内忧外困,国家权力在一个前极权主义政权特工的把持之下迅速扩张,眼看俄罗斯民主倒退、叶利钦心血毁去大半,不胜惋惜。

对比台湾与俄罗斯,粗浅来看,有什么差别?我的了解非常有限,只能就所知说一点。

一、国家转型背景的区别。台湾转型于威权政治,而俄罗斯民主成长于极权政治崩溃之后。威权政治下可以有稍自由的政治社会,而极权之下没有任何社会“第二文化”的发展空间。罗刹国人黑暗之后骤见光明,难免头晕目眩。可以说,按照转型难度来排序,苏丹式政体>极权政体>后极权政体>威权政体,台湾、俄罗斯转型难度差距之大,可想而知。

二、文化背景的区别。台湾的固然有儒家的反民主毒素作祟,但是其猛烈程度也远不及俄罗斯传统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强劲,普京上台以后对车臣战争的强硬态度,在一片血泊之上竟获得颇高的支持率,而反极权的英雄索尔仁尼琴居然也对普京亲睐有加,足见俄罗斯人骨子里的民族主义作风确实使得普京控制国家杜马、压制言论自由、迫害反对派的反民主政策如虎添翼。托克维尔曾经预测世界上将只剩下俄罗斯和美国这两个“伟大的国家”,其预言已经在冷战中精确应验,俄罗斯至今无法在政治土壤中播下民主种子的原因,苦笑一下,也只能归咎于宿命了。

三、公民社会发育程度的区别。其实这一点,与第一点关系紧密。国民党实行威权统治,但从未彻底根除公民社会,而台湾的基层选举在国民党执政期间也并未停止,政府没有强制抹除公共领域、私人领域界限,社会上存在大大小小不同方面的利益团体,本身已经存在政治多元化趋势。而俄罗斯在苏共蹂躏之下,别说政治多元化,连个体生存都朝不保夕,每个人被打散成原子状态,谈何民主实践?这是极权社会绝对不可能允许发生的事情。在这一点看来,台湾的政治社会其实早已发芽,而刚刚走出极权统治的俄罗斯,无异于在一片冻土之上种植民主花朵。

以这三点看中国大陆,除了文化背景与台湾近似,在前国家政权性质与公民社会发育方面,似乎处于台湾和俄罗斯的中间档位,总体来看,转型难度也介于台湾与俄罗斯之间。既然俄罗斯能转型,大陆当然更可以转型。但转型之后的问题比较严峻,我们会面对民主的巩固还是民主的倒退,这取决于巩固阶段一系列非常专业化的政权构造过程、和阴差阳错的历史偶然。现在关心转型之后的巩固问题,似乎为时过早,但我坚信总有一天,我写下的这些文字会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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