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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权运动的核心行动是联盟

政论 谷溪 759浏览 0评论

李宇晖的文章《女权首先是女性的政治权利》中提到,女性即便想实现最底线的权利——不被家暴,也必须借助公权力,否则根本无从对抗。而在公权力的制定和施行中,倘若没有足够多的女性的参与,就不可能凭空出现对女性权益进行保护的法律。因此,女性想从根本上维护自己的权利,其核心路线是得到与男性平等的政治权利,继而分享公共权力保护自己。

事实上,不仅仅是女权,所有的权利的实现,都必须以政治权利为前提,否则那就不是权利、而只是统治者赏赐的怜悯。前几天香港中联办主任张晓明在回答北京是否允许由泛民人士担任特首时指出“让你活着就足以显示国家的宽容”,一句话道破天机——丧失政治权利意味着个体的所有权利都依附于统治者的“宽容”,但万一哪天他们不再“宽容”了呢?那必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一天。

因此与其像公知们一样揣度“圣意”、试图去测量统治者的“宽容指数”,倒是着手抗争更靠谱一些。耶林在《为权力而斗争》中认为,法在斗争中形成、并以斗争为生命力,而拒绝斗争则是对法本身的破坏。女性基本权利的保障,只能以斗争来实现。那些拒绝为女权斗争的,既是放任自己权利被损害(即便你身为男性,完备的女权也依然对你有好处,例如女性得到更好的教育和工作机会,男性的家庭压力会随之减轻),也是对已遭破坏的公义的漠视。

斗争则必有敌我阵营,必有合纵连横。今天中国的权利斗争没有制度化通道,不可避免的存在大量街头抗争。女性由于在力量、耐力等方面的天然弱势,往往在这种更丛林化的抗争中处于绝对弱势(让希拉里去中国街头抗议,一样会被打成满头包,雄才大略全然无用)。如果没有盟友,不仅在政治阵营上处于孤立状态,在斗争中甚至缺乏保护自己人身安全的能力。

但女权者应该寻求谁去联盟?中国大陆几千年来由男性沙文主义者来制定社会规则,这些规则内化成“文化”,遗臭万年的一代传一代。@Araby阿拉比 在微博上写日本AV反映了男权思想,随后被几个意识形态上“反支那反共”的革命派骂“这些女犬就恨自己没长鸡巴”“没人操的逼就是这么扭曲”。自己身为正在斗争的被压迫者,却丝毫没意识到同样被压迫的女性正是自己的盟友,既无知又可鄙。

对女权主义者而言,这种状况尤其恶劣——即便她们有心寻求男性盟友,也因这些潜在男性盟友的男权思想丝毫不逊色于统治者,而不由得“拔剑四顾心茫然”。但即便是这种状况,也必须寻求一切有可能的联盟,否则状况会越来越差。今天大陆的女权者,应该是非常孤独的一群人,被男性攻击,也被其他女性贬低,寻求政治联盟的可选项极其匮乏。如前文所述,女性也绝不能指望男性异议分子会在“女权”话题上有多少关注和理解,斗争只能由女权者自己完成。

最可能的联盟对象是男性异议分子中理解女权斗争的人。这些人同情并理解被压迫的女性,并有机会向其他男性讲述女性权利而不至于被骂成“臭老娘们瞎嘚瑟”。以这些人为通道,有机会连通普通男性异议分子与女权主义者,尽力排除异议圈子里的男权流毒,有机会实现彼此的理解和结盟。

其次是其他女性。她们可能或多或少也是男权主义者,但因身为女性而感同身受,较之其他男性更容易理解女权斗争的意义。这样的普通女性有机会发展成为女权阵营的坚实盟友甚至战友,继而扩大女权斗争的核心力量。

再次是网友。今天的80后、90后由于接触信息量庞大,已经对权利意识有了了解,比上一代人更认可女性权利。虽然不可能以网友为主要成员组织成为斗争实体,但舆论与民意的铺垫,会让女权阵营的所有同胞能更轻松的面对严酷的斗争,争取普通人的同情与理解,并让女权思想在人们中间撒下种子。

在上述三点中,与男性异议分子结盟,不仅仅需要女性的努力,更重要的是异议分子们的自我觉醒。如果不能意识到未来要建立的国家必然是开放政治、性别平等的,怎么可能在对待女权抗争的态度上自觉将对方摆在和男性相同的地位?或是见识短浅,或是政治不敏感(根本没有意识到男权对女权的压制),这些都将对异议分子本身的政治抗争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支持女权,既是支持女权者,也是支持异议分子本身。异议分子们又何尝不是像女权者一样苦心孤诣的寻求政治变革呢?

总之,女权者靠单打独斗是没有太大希望在一个由男权主义统治了几千年的国家获得女性应有的政治权利的,联盟是必然的选择,要与异议者联盟,与普通女性联盟,与舆论和年轻人联盟,才有成功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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