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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如何成为女权主义者的

随笔 谷溪 669浏览 0评论

看到微信公众号“女权之声”的征文,我几乎没怎么犹豫,就决定写一篇文章记录下自己对性别平权问题的认知史。从关注女权主义到成为女权主义者,这是非常美妙的过程。希望每个人都是女权主义者。

作为一个男性,发现自己对女权运动有这么大的热情,是一件很稀奇又难得的事情。我珍惜自己对女性的同情和关怀,总提醒自己不要忘记女性依旧遭受着各式各样的压迫,不要说出歧视女性的话,不要做出歧视女性的事。对女权的关怀,一方面来自身边女性的遭遇,一方面来自几位朋友的指导,剩下的,可能要归于上帝赋予我的天性了。

我父亲来自东北农村——那块对女性的歧视和迫害尤其严重的黑土地。母亲跟随父亲回东北老家时,会被婆婆(我的奶奶)要求吃饭不能上桌(男人们在大桌上吃饭、女人们坐在厨房板凳上吃)、吃掉濒临变质的蛋糕和剩菜、早上4点就开始为5点多才起床的男人们准备早餐等等。我母亲作为南方人,对东北恶劣的卫生环境和农村里尤为严重的性别歧视深感厌恶,由此在后面的若干年内和我父亲爆发过无数次严重冲突。

若干年后我有了女友,有一次女友问起我当年养的小狗为什么取名叫“三宝”,我说“因为在家里我是第一宝、我爸是第二宝,所以小狗就是第三宝”……一瞬间眼前突然浮现出当年给小狗取名字时候的场景,我的母亲笑吟吟的看着我们将这只小狗的名分排在了她的前面,她在家中的地位竟沦落至此。我突然意识到在整个成长过程中,我和我父亲都并没有将母亲的身份与我们并列,对女性的歧视贯穿于整个家庭三代人之中。

家庭中尚且如此,家庭以外的环境,对女性会有多恶劣呢?

我仔细问过第一个女友关于她在公共场所被性骚扰的细节。一方面想了解这种女性体验,另一方面对骚扰者感到好奇。那时候的我还不会对这种行为感到非常气愤,认为性骚扰这事像是踩了狗屎一样运气不好而已。后来有新的女朋友们,也都会问一问他们是否有被性骚扰的经历。加上其他一些朋友,我身边女性中遭受过性骚扰的比例接近100%。中国女性被骚扰的实际比例不得而知,我看其他人做的调查中,有达到60%的,并且其中依然有很多不愿意吐露实情、甚至压根没觉得自己受到过性骚扰的女性。

从浙江大学本科毕业前夕,我阴差阳错选择了郭夏娟教授做论文指导老师,开始读她的《为正义而辩:女性主义与罗尔斯》。那时开始,才正式的将女权主义作为一个公共话题塞进自己的大脑。并从此在日常讨论中常常提起性别话题。

涉足公共讨论至今,我在与他人交流女权话题时遇到最多障碍的,其实并不是那些直男癌——直男癌往往是可以治愈的——而是各类异议人士。我无意去贬低他们的作为,事实上我是他们之一。然而人们在追求公义的时候,往往会自我赋予更高的优先级。例如被提起最多的话题是“人权都还没有,谈什么女权”“女权是从属于人权的”——人权既然囊括了女权,你们这些女权主义者为何总想弄个大新闻、把我们批判一番、妨碍我们争取人权?

事实上,男性异议者的主要对手是政府,而女权活动家面对的则是包含政府、人民、市场、家庭在内的一切社会元素,想要实现女权,就必须攻占每一个堡垒。有了人权,中国人就不再只想生儿子了吗?农村女孩就不会身上扎着几十根钢针被取名叫“招弟”了吗?继承家产时候女人就不会被当做外人了吗?女性CEO的比例就会上升到50%了吗?这些悲剧的核心并不是女人没有人权,而是女人们既没有被当做人,也因此缺乏能力与男性竞争。

100年前,梁启超在《人权与女权》中讲:

女权运动能否有意义有价值,第一件就 要看女子切实自觉自动的程度何如。……女权运动的真意义,是要女子有痛切的自觉,从知识能力上力 争上游,务求与男子立于同等地位。这一着办得到,那么,竞业参政,都不成问题;办不到,任你搅得海沸尘飞,都是废话。

100年后,我们再拿出来说,依然是这样:女人,一定先拿自己当人,然后做个强人,才能跟男人平起平坐。这也是我对女性的衷心祝福。

我就是这样成为一个女权主义者的。在人生的前20年,我作为一个直男癌患者伤害过身边的女性,还好运气不错竟然醒悟。我希望自己以后能有两个、甚至更多的女儿,在她们离开家庭征服世界的时候做她们的盾牌。那将是一个男女权主义者的莫大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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