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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善良炒家的黄牛

学术 谷溪 492浏览 0评论

世界上从来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午餐奔波、哪里会“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个道理在亚当斯密的年代就已经被解释出来,“看不见的手”调配着市场上的资源和价格,环环相扣,密不可分,到头来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

可是偏偏有些人不明白这么浅显的道理——每个人都在挖空心思争取自己的利益,但同时也不自觉的扩大了市场总体的福利水平。

举个例子,黄牛票。

上周五和女朋友去上海大舞台看陈绮贞演唱会,开场之前舞台外面很多都收演唱会门票的黄牛党,见到年轻人路过就拿着几张票跑过来说“要票么今天晚上的”,更有专业者,在我们说清不需要门票后还塞给我们一张印着“票务代理”的名片,号称什么票都能搞到,要买票就找他。当时场内480的票,场外只需200元即可买到;两张分别票面价格1000元的票,现在只要每张500。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当然,这中间有些不是黄牛,而是骗子,拿着假票忽悠人。这种人不是我们要讨论的,今天只谈黄牛,不谈骗子。

政府向来是很讨厌这种黄牛党的,对火车票黄牛的惩治力度就可以看出来;甚至有些得了便宜的人,居然也厌恶黄牛,这令我很奇怪:黄牛分明就是一种灵活配置资源的途径,不仅黄牛自己得利,黄牛的顾客实际上也是获利的,为什么我们要禁止、制裁黄牛?

需知交易的本质就是“双赢”。作为交易的双方,首先在地位上平等、在意志上自由,通过自愿的原则在市场上自由配对、讨价还价以致达成交易。为什么我会花一块钱买2个馒头?因为我觉得我对馒头的需求是大于这1快钱的,换句话说我觉得这2个馒头物有所值;为什么商家会以5毛一个馒头的价格卖给我?因为5毛钱的价格首先大于商家的成本、并且在市场上趋向于均衡价格。顾客和商家对于价格判断的标准是不一样的,但是成交的最基本的前提就是——这个交易是对我有利的,否则我会自愿放弃交易。

黄牛票也是这样。黄牛经常通过一些隐蔽的途径拿到票,例如演出方送给关系单位的赠票等等,往往这些关系单位是不能随便将这些票转手卖出的,一方面因为两个单位之间的面子问题,另一方面就是交易成本问题。于是黄牛出现了。黄牛大量的收购这些来自特殊渠道的票,极大的降低了这些票重新返回市场的交易成本,同时黄牛自己也能得到较大的折扣,以便于自己向外贩卖时即便打些折扣依然能够获利。而作为消费者的我们,看到同样的票,黄牛手中的票要比正常价格低50%甚至更多,岂有不买之理?这样对多方都有好处的事情,自然不应该禁止、反倒应该大大提倡。

反过来,如果票源紧张,很多人都买不到票,如果没有黄牛,那么你永远也不可能买到票,即使出再高的价格,依然一票难求。此时黄牛的身份,相当于市场的润滑剂,一方面将仅存的票兜售出去,一方面又以价格歧视(涨价)的方法将能承担更高价格的潜在客户甄别出来、让资源得到最优的配置,不仅自己获利,同时买家也得到了自己需求的票。

写到这里,我想到了一个词。这个词在中国从来就是贬义的、不顾民生、自私自利的。炒家。

炒家的作用,其实和黄牛是相同的。我们总是唠叨着索罗斯带着自己的对冲基金是如何狙击港币和香港股市的、索罗斯们搞坏了东南亚金融和今天的美国华尔街,但我们似乎忘记了索罗斯们的行为并没有触犯法律和法规,他们所做的只是对自己的财产做出自由的处理。市场的转坏并不是他们造成的,他们只是预言者。我们将罪责放到他们身上,无异于愚蠢的国王将报告战争失败消息的信使杀死。炒家之所以是炒家,就因为他们的眼光更远,他们知道把自己的资本放到什么地方能够获利更多。我们甚至应该尊敬的称这些炒家为先知,因为他们的确看到了我们看不到的东西。

我们的国家曾经将“投机倒把”作为一项刑事罪名,曾有妇女因为交换了几个鸡蛋而被判处死刑。这样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和现代化格格不入的现象,恐怕很难再出现了,但我们的思维模式依然如此。其实火车站的利益并不会因为黄牛的存在而减少,旅客的福利也不会因为黄牛的出现而降低。我们为什么要怪罪这些善良的炒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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