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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的知识论与公民表达

学术 谷溪 596浏览 0评论

(这文章是看了一篇文献后的牢骚)

每一次科技的进步,都带来知识的变化。苏格拉底痛恨书籍,因为他认为书本将使人的智慧堕落——你再不需要将每一件东西都记录在头脑中,而知识只能来自于对经验的记忆。苏格拉底并未想到,除了“对话”式的辩证法,知识还可以通过什么样的途径传播,毕竟“美德即知识”,倘若连美德都不需要去认知、讨论和记忆,那么人类还剩下什么? 

苏格拉底式的知识论,建立在以对话基础上的思辨,他定义知识是人类最重要的美德,例如雅典城邦的公共精神、对真理的求索和对法律的尊重。这样的“知识”,迥异于现今我们将“技术”和“知识”混为一谈的习惯。“技术”让我们觉得自己对整个宇宙的探索逐渐清晰、能鲜明的感受到可知视野的扩大——然而这与苏格拉底的本意南辕北辙,苏格拉底之所以比别人聪明,就在于他清楚的知道自己其实一无所知。 

现今的科技可以将公民参与扩大到一个庞大的共同体,譬如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这一点有力的突破了古希腊城邦的缩微国家模型对于公民参与的重要性。固定电话、手机、电视、互联网,这些技术成为公民社会中最有力的表达工具。人们无需走上街头摇旗呐喊,也不必要每个月开一次公民大会——所有这些诉求表达,都可以通过科技手段,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得到满足。 

而科技带来的副产品则是,我们发现自己所知的领域越来越多。朝核谈判,哥本哈根会议,甚至在2012年之前建造诺亚方舟的可行性——这些远离肉身的问题,却可以成为我们思维的训练场。我们到底是变得更聪明还是更愚蠢了?如果让苏格拉底来判断,那么他的结论显而易见——觉得自己懂得越多,就越蠢。 

然而公民所对应的知识,并不是上述科技,而是源自古典的公民美德。这美德要求你成为自己的主人,对城邦事务负有责任。公民身份的政治和公共特性决定了公民美德和科学技术实际上毫无关系,现代语境中的“知识”只是一种对于真实知识的模糊与误读。而真实知识的范畴应当将硬技术排除在外,仅仅包括对人类生活的反思和解释。 

作为表达工具的技术手段在蓬勃的发展,但并非全部朝着加强公民表达的方向。极权政府懂得利用网络、通讯工具等一系列手段对公民进行监控、尽其所能封锁公民的一切反对意见。在那里,技术成为阻碍公民表达的第一道障碍。东德和前苏联有庞大的特务机构,负责对过境之内的所有思想进行审查和过滤,包括对政治异议分子、知识及艺术界人士和普通民众的监视与监听——这些都建立在一定科技水平之上,而无论罗马帝国皇帝还是中世纪神权都绝对做不到这一点。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技术不仅不是公民表达的必要条件,相反,还往往充当了戕害公民意见的刽子手角色。 

现代宪政民主制度下,公共话题往往需要专业知识才能进行判断,但话题的专业性,并不意味着公民本身必须学会专业知识才能做出选择。此时专家的辅助作用体现的尤为清晰,他们通过清晰通俗的语言将客观情况转述给公众,然后公众根据这些材料议事。 

我在本文中着重强调应该将“知识”和“技术”分离,原因即在于对于公民参与的关键是“知识”而非“技术”、尽管这两个概念现今被我们反复混淆以致让人难以琢磨。现今的公民参与过重的依赖于技术支持,显然本末倒置。我们在强调以技术支持公民参与的同时,绝不能忘记,公民参与的核心乃是公民表达的诉求。丧失了这样的诉求、反将技术作为公共事务参与讨论的唯一途径,则或多或少的忽略了知识的本质是什么。 

所以在公民身份尚未得到全体自我确认的时候,着墨过多于技术将带给公民表达怎样的差异化未来,显然是饿着肚子的时候考虑吃得太饱怎么办。我对于这篇无聊论文的观点也就如上文所说——有美好的憧憬固然很棒,但是人类智慧毕竟不能总是用在画饼充饥上。 

教授们还需加油,无论是美国的还是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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