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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不可能转型为法西斯国家

政论 谷溪 613浏览 0评论

我琢磨了一段时间,为啥亚秋用那么多笔墨写男性荷尔蒙对体制转型的影响。转型是一个系统工程,影响因素数不胜数,荷尔蒙恐怕也是其中一个,但应该不会是最重要的那个。这一点我存疑,当然估计是我自己的误读。

中国大陆现在处于一个不稳定期,这个应该是一个共识,从毛左到右粪,都对转型有着极其强烈的憧憬,在经济上有动力,在理想追求上有目标。换个角度,抛开草根,仅在当权高层内部,“改革”也是一个具有极其强烈合法性的字眼——无论多么糟糕,只要提起“改革”二字,就像赤脚医生给临终病人灌了一碗人参汤,能够暂时吊住性命。

所以转型是必然的,在这一点上我和亚秋有共识。但是转型过程怎样?会转成什么型?

我的看法是,大陆将不可逆转的进入更为剧烈的动荡期,最后将导致和平革命。

一、税收、土地问题

其实现在这两个问题是紧密联合的,把他们分开提出,其实相当于同一个问题的不同侧面。

税收这个角度,更多的应着墨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纵向关系。自分税制始,中央地方形成了互相拉锯的局面,所谓“政令不出中南海”的俗话,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财权与事权的分离,导致中央可以满口国计民生、最后却由地方政府来买单。最显著的例子就是金融危机时温家宝许诺的4万亿政府投资,中央政府只承担1.18万亿元,其余3万亿完全由地方政府自筹资金。顺水人情被温家宝作了,地方政府只好有苦说不出。

土地问题,则更多的体现了上述分税制背景下的地方政府与民间的横向关系。1989年,财政部颁发《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收入管理暂行实施办法》,规定城市土地出让收益的20% 留给地方政府,用作城市建设和土地开发费用,其余80%按四六分成,中央政府占40%,地方政府占60%。之后,在地方政府的争取下,中央政府做出巨大让步,将中央财政从土地使用权出让中分得的部分,对不同城市按85%-99%的比例返还给地方政府,返还期为两年。土地收入逐步成为地方政府财政的重要来源。正是如此,土地的垄断几乎成为地方政府最大的资本。以资产负债表来看,大批地方政府其实已经处于财政破产边缘,于是因为土地问题和农民钉子户们拼个你死我活,也就可以理解了。

综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缺乏稳固的利益联系,却又都没有独立的自主权,彼此极其尴尬。既然中央只负责喊口号,空虚的钱袋子只能靠地方政府节衣缩食或者拼死卖地,那么就难以想象中央政府出现某个政治强人后,地方政府会一呼百应。这是法西斯不可能在中国出现的行政制度和财政制度因素。

二、公民养成的不可逆性和国家权威的全面破产

我绝不是说,法西斯永远不可能在中国出现。法西斯只能发轫于民主国家,通过正当性极强的合法手段取得领导地位,辅以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催眠,让所有国民做一场春秋大梦。

今天的中国,在制度上就对法西斯天然免疫——既非民主,也就谈不上转型为法西斯。十年前,中国大陆每年的群体性事件不过几千起,而如今已经每年十几万起。在这期间,培育了大量优质公民,他们或亲力亲为、或文以载道,都向着“正常化社会”努力。这一过程是不可逆的,你根本不可能把这些在逆境中成长的优质公民转变成法西斯主义者,而这些最优秀的公民将对法西斯政权誓死抗命,可以想象法西斯的状况根本不可能比天朝的状况更好更稳固。

除去公民精英,普罗大众的国家感破产,也是法西斯不可能崛起的原因之一。若干年前听闻海外反华势力就拍案而起的愤青们,如今要么热情消散殆尽,要么将注意力从国外转向国内。今天已经很难看到民众自发的“反日”或者“反美”,即便零星有一些,规模也远远不能与那些争取公民权的群体事件相提并论。如韩寒所说——只是一场由当局自导自演的集体舞罢了。既然此路不通,那么即使再发动一场国民战争,也不会对国家权威有所增益。

三、经济问题

在我看来,经济问题从来都是最后考虑、甚至不需要考虑的。因为系统性因素的存在,就为某些结局提供了“必然性”,经济因素只是加速或减缓这种变化。所以不多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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