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2012年2月20日，茉莉花行动一周年。这是一年前在活动结束后写的文章，一直没有发出来。】

晚上回家，上被中风了的博讯看看消息，看到有天津网友反映鼓楼下午2点到4点除了警力加强外没啥动静……我在此要强调一千遍，做草泥马就要有草泥马的敬业精神，不要那么晚才到现场！你错过了现场发生的事情，还传播了有误的信息！给点敬业精神好不好！！

我大约12点到达鼓楼，一切正常，简直和平常的周末没有区别。走到鼓楼东侧，看到有辆没有牌照的白色依维柯，车顶有个巨大的圆形摄像头（就像普通家用电脑摄像头的放大版），从车窗里伸出一只DV鬼鬼祟祟的拍摄。依维柯前面有武警牌照的轿车，应该是一伙的。

呆了一个多小时，在鼓楼下吃了面条和羊肉串，觉得无趣，跟朋友抱怨天津这个鸡巴地方一点都不给力了，然后向南面走过了条马路找了个麦当劳，又点了一份午餐套餐，吃完坐在位子上玩手机。还是无趣，想想又回到鼓楼。

回到鼓楼之后，我吓了一跳——鼓楼国宝的数量迅速增加，密度比中午大了很多。看来他们是下午班。

依然一切正常。到2：15左右，看到有个人在鼓楼东侧下方摊开两张黄色大纸，我不知道什么内容，但是看到有人围过去了，也上去凑热闹。结果看到上书“埃及、自由”等字样。人群在30秒内迅速抱团，大家都在围观，警察也过来了，让他收起来。

按照进度，我描述一下：

第一个30秒：我发现那个人，然后凑过去，人群聚集。
第二个30秒：两个警察过来，让他收起来，他说他什么也没做。
第三个30秒：国宝冲进来，一个穿红色冲锋衣、眼神犀利、身高大约178的平头男子，一下子把他抓起来，其他几个便衣也擒住他。黄纸被撕，然后扔了。
第四个30秒：国宝动作很粗野，当事人高喊宪法上有结社出版言论自由等等，但是还是被压走。红色男子粗野的按了他的脑袋，他显得很无力。围观群众不知所措。

接下来广场上的便衣国宝迅速聚集（也基本全都暴露了），押送这个人到距离鼓楼大约100米远的“广东会馆”，把铁门锁上，把该人押进最里面的房间。

我和一些人在门外围观，看到一些人用手机发短信还是记录信息还是干什么，不清楚是推友还是便衣，没敢聊天。真个道路以目也！

又过了二三十分钟，我坐在一个大排档桌子边上，坐在一起的还有两个人。我以为是围观群众，就说大哥这怎么回事啊？抓了个神经病？岂料那个人说，别乱问，给自己找麻烦，我们是有任务的，赶紧走！于是我明白了这哥俩是便衣，于是堆笑着起身离开。我一起来，他那边就掉下去了，他开玩笑说你这是谋杀啊给我看看身份证，我就给他看了下，然后赶紧离开。

不出所料，国宝数量在事发后再次迅速增加，且鼓楼东侧马路对面除了之前的依维柯，还开来了一辆防暴车，车顶是两个巨大的监控摄像头，司机是个穿迷彩服的人，车牌照是武警。广场气氛自2:20事发后迅速紧张起来，路边停了更多警车，鼓楼东侧的国宝数量非常密集。

我呆到快5点，才离开。一直想在鼓楼这边继续转悠，但是跟上文提到的那个红衣男子有了几次目光交错，怕被盘查惹麻烦，就从鼓楼南侧、北侧打探，但是后面就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了。

此次有几个细节：

1，国宝非常好认。穿的像公务员（老土的外套和发型）、不像游客、且一小堆一小堆聚集的，一定是国宝。
2，鼓楼附近的公共厕所收费员都被换成了国宝，他们干活还真细致。
3，大多数群众对此毫不知情。我看到几个年轻人，应该是推友，但是此时相认没有意义，徒增风险。

此次教训和感想：
1，像今天这个被捕的朋友，我认为他的活动固然勇敢，但是意义不大，除非能找到为数不少的同伴。否则单打独斗是白白牺牲。
2，推友必须有彼此相认的标示，不能永远依靠眼神来找到自己人，一朵鲜花、一条围巾都可以，不然维持原子式的运动方式，一定是要失败的。
3，时刻保持网络联系！！拿一个诺基亚1112去参加此类活动的话，我劝你就别去了，因为你只是打酱油。我这次手机没有上推，只用gtalk和朋友联络，效率也有点低，引以为戒！！
4，以后还会有很多这种事情。斗争经验需要磨练和积累，下次还有类似活动，就算打酱油也要到现场看一看——实践是最好的教材。
5，保护自己，是最重要的！切记！

12月18日，我结束长达5个月的出差，从河南郑州回到杭州，借住在本科团支书租的浙大紫金港学生阁楼，这一住就是两个月。今天上午，翘了半天班，终于把所有事情弄妥帖，租好了自己的阁楼，重新办了校园卡，顺便搞定网络。这样，算是确定了未来半年内都会住在紫金港。

新阁楼的前任主人，是09级信电的学生，满地考研书、GRE、托福，房间不脏，但是剩下了不少杂物，准备把那些半新的书废物利用全卖掉，还有些扫把、脸盆什么的，可凑合着继续用。一直活得这么狼狈，真不知自己毕业一年多都在干些什么。

收拾着前任房客的“遗物”，感觉好像在收拾自己的心。离开浙大近两年，发生了很多事情，世界斗转星移，我的生活也“丰富”的一塌糊涂，迄今仍像一场梦。回杭后见到几个同学，除了仍在学校念书的，其余均一脸疲惫，看得出过的很艰辛。浙大学生尚如此，遑论中国另外630万2010届本科生——2011年又有660万大学生毕业。昨天和朋友聊天，聊到当今青年人的绝望，只能是毫无办法，我们比过去的青年要辛苦不少。这是历史使然，因而深重而绝望。

甚至，这也不仅仅是青年人的绝望。农民从三大改造一来，已经绝望了几十年，工人、大学生在20世纪末也相继丧失了稳定生活，现在社会阶层大约只能分为“干部”和“群众”，干部支配群众，如同奴隶主指挥奴隶。中国市场，变成了一个绞肉机，在其间苦苦求索的中国人，免不了被生吞活剥做成肉馅的命运。

知识分子是夹心层，在“干部”与“群众”之间，慢慢决裂。笑蜀、于建嵘、韩寒，果断切割了自身和底层的联系，拼命跻身“干部”阶层，而莫之许、屠夫、刘贤斌、陈卫、陈西等人在“非主流”的道路上越走越远。Michaelchen的《分裂的世界》卓有远见的描绘出一个被人为切割的中国社会图景，是相当精准和犀利的。这一年来，知识分子的空前分化，是我最大的感受。如果说前两年像梁文道这样的文学青年还能在政治话题上有所作为，那么今天已经毫无叙述空间，要么主动向上层靠近，要么毅然决然走向民间政治抗争，绝无《常识》《野火集》之类的中间道路。

此时的政治争议，早就超过的左和右所能描述的政治光谱。换句话说，只有对与错，生与死，敌与友。以前我尚且用“右”来描述自己、用“左”来描述他人，今天，这种判断已经毫无意义。因为无论左右，我们面临的都是唯一的选择：与执政党彻底决裂，划清界线，并做好抗争准备。这就是撕裂的中国社会，要清醒的看到一个凶险的未来，但同时也是打破绝望、创造生机的未来。我们都将看到。

韩寒三篇烂文《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出来后，我在微博上连着骂了两天。韩寒就是个市场定位，赚点钱而已，非要拉大旗作虎皮，过犹不及。

挺韩寒的还是大多数，甚至Twitter上也有不少傻逼说“不能把韩寒推到党国那边”云云。我就操了，人家爱吃屎就去吃，说的好像是别人逼他吃屎一样，这种假自由真五毛没有任何挽留价值。昨天韩寒得到了胡锡进认证，今天环球时报官方发文《韩寒博文，网络舆论的一次回摆》挺韩，这是韩寒永世不得翻身的五指山了。倒也不是说党国宣传部门借机来个蒋干盗书，而是党国及其敌人——真正的自由派，在对中国问题的认识上，是完全一致的。双方都知道彼此终有一战，命中注定的死敌，也清楚谁是党的盟友，谁是党的敌人。韩寒这种人，自然是党国盟友阵营中的一位。

这些天里，陈卫9年、陈西10年，都是极重的判罚了，韩寒在此时谈论“承诺不清算”之类，是对他那些坚持着说真话的同胞的背叛。每天都有人强调常识的重要性，但是在最基本的常识面前，强调“常识”的人反倒没了常识——面对压迫，要反抗，而不是跟对方“谈一谈、妥协一下”，你没有那个筹码。举凡此类观点，无非都是以“妥协”为名的懦弱，懒得再说。

关于革命、民主、自由，尤其前两者，是极其复杂和专业的领域，我跟随老师读了几年书，自认有点基础，也不敢妄言革命、民主的中国本土路线，韩寒拾了些饭桌上听来的牙慧就敢出来哄人，真个少年得志、一脚踏空！

不想对这种无聊观点做什么反驳了，不就是个臭五毛么。

昨天看到林祖銮谈判归来，几十位临委会委员一致同意取消游行、撤掉标语、恢复生产生活，即知乌坎一事已经失败。我留话在这里，不仅乌坎的村民利益不会得到补偿，林祖銮和几十位委员还会在一段时间（也许半年，也许一两个月）后相继被整，带头的林祖銮要是能留下一条命，就是他祖上积了阴德！

首先，谈判内容没有任何书面证明，谈判过程是完全黑箱化操作，没有录音没有录像没有形成文件，一切条件都只是口头答应，并且口头答应的也是含糊其辞。这一套中共太熟练了，对付强拆、对付小规模的社会运动、对付有正当诉求的访民，无不采用这种连骗带哄的无耻策略。村民缺乏斗争经验，以为来了高官就有了保障，殊不知共党体系是逆向淘汰，最坏的人才能爬到最高的位置，朱明国的承诺，还不如地方官员可信。

其次，由于抵抗运动结束、村民精神缴械，乌坎已经丧失了谈判筹码，绝无可能继续第二轮谈判。村民们的集会、游行也是“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绝难再次组织起来。土共深谙此法则，知道只要应付了第一波运动浪潮，后面的可以分而化之、秋后算账。2004年的汉源事件即是一例，带头者最后被秘密枪决，所以我判断林祖銮的下场恐怕不会更好。

再次，政府目前是主动方，乌坎已是绝对的被动。我给政府出个损招，此时朱明国只要带着两车大米进村，绝对夹道欢迎，村民们没准还会痛哭流涕的说终于见到了青天。这样一来，村民将彻底臣服，可保未来20年乌坎不会再发生重大政治事件。

昨天消息一出，推特上一阵哀叹，大家心知肚明乌坎运动已经失败。而新浪微博上包括章立凡之流清一色的为乌坎叫好，说什么“过了这道坎”“乌坎的胜利民主的胜利”。图新破，拿衣服啊！推特、新浪微博的用户智力差距，由此可见一斑。

昨晚和朋友讨论乌坎之事，今天居然哑了嗓子。最近身体有点小毛病，既然乌坎已经失败，就不再关心他们的后续动作了。哎，憾之。

明天要走了。
2011年7月18日来到郑州，2011年12月16日离郑返杭。
期间认识了很多人，发生了一些故事，那些关于生活的、关于工作的、关于爱情的，就被我留在这座城市吧。不带走了。

再见！

李志《关于郑州的回忆》

谈崩溃之前，必须先谈什么是民主巩固。亨廷顿的标准是“双翻转测验”，即民主转型后的政权经历两次正常接替、掌权方能够接受选举失败后的放权——完成了两次交替，即可认为民主得到巩固。然而针对“民主巩固”的具体含义的辩论，其实本身指向“民主政治”，大概只有程序上的选举式民主是不够的，民主文化必须深植在本国的政治土壤之中。

秋风愿意从儒家文化中寻章摘句、挖掘出一鳞半爪的“宪政传统”，在我看来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当今世界政治潮流，是基于全球化以后的价值融通，自由和民主成为全体人类的共同价值，而无需再从本土挖掘精神给养。以儒家而论，本身带有大量反民主的毒素，强调权威重于自由、团队高于个人的集体主义。台湾在儒家推崇的纪律与服从的威权政治下经历几十年的折腾，重于在20世纪末拥抱第三波民主化浪潮、顺利完成亨廷顿的“双翻转测验”（1996年李登辉-2000年陈水扁-2004年陈水扁-2008年马英九）、并一跃成为东亚最自由国家，是华人突破儒家毒素的典范。民主文化既然已经渗透进台湾政治社会的每寸土壤，就很难再被拔出，可以这样判断，台湾已经对反民主的华人文化传统彻底免疫。

然而既然有成功范例，必然也有倒退案例。摆脱极权主义的俄罗斯即是一例。在叶利钦当政的1991年-1999年，俄罗斯在“自由之家”的评分逐渐上升，并被列入自由国家，在1995年至1997年之间，是表现较好的时期，当时政治权利与公民自由的等级均为3。然而在1999年普京上台之后，各项指数全面下滑，自由程度呈倒退趋势。2004年，已经倒退为“不自由国家”。我曾跟朋友提起过，转型正义在俄罗斯的缺失，是重要一方面。曾经作为克格勃的普京没有受到如捷克“除垢法”一样的软性清算而当上总统，加上1998年俄罗斯经济危机、1999年第二次车臣战争爆发，内忧外困，国家权力在一个前极权主义政权特工的把持之下迅速扩张，眼看俄罗斯民主倒退、叶利钦心血毁去大半，不胜惋惜。

对比台湾与俄罗斯，粗浅来看，有什么差别？我的了解非常有限，只能就所知说一点。

一、国家转型背景的区别。台湾转型于威权政治，而俄罗斯民主成长于极权政治崩溃之后。威权政治下可以有稍自由的政治社会，而极权之下没有任何社会“第二文化”的发展空间。罗刹国人黑暗之后骤见光明，难免头晕目眩。可以说，按照转型难度来排序，苏丹式政体＞极权政体＞后极权政体＞威权政体，台湾、俄罗斯转型难度差距之大，可想而知。

二、文化背景的区别。台湾的固然有儒家的反民主毒素作祟，但是其猛烈程度也远不及俄罗斯传统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强劲，普京上台以后对车臣战争的强硬态度，在一片血泊之上竟获得颇高的支持率，而反极权的英雄索尔仁尼琴居然也对普京亲睐有加，足见俄罗斯人骨子里的民族主义作风确实使得普京控制国家杜马、压制言论自由、迫害反对派的反民主政策如虎添翼。托克维尔曾经预测世界上将只剩下俄罗斯和美国这两个“伟大的国家”，其预言已经在冷战中精确应验，俄罗斯至今无法在政治土壤中播下民主种子的原因，苦笑一下，也只能归咎于宿命了。

三、公民社会发育程度的区别。其实这一点，与第一点关系紧密。国民党实行威权统治，但从未彻底根除公民社会，而台湾的基层选举在国民党执政期间也并未停止，政府没有强制抹除公共领域、私人领域界限，社会上存在大大小小不同方面的利益团体，本身已经存在政治多元化趋势。而俄罗斯在苏共蹂躏之下，别说政治多元化，连个体生存都朝不保夕，每个人被打散成原子状态，谈何民主实践？这是极权社会绝对不可能允许发生的事情。在这一点看来，台湾的政治社会其实早已发芽，而刚刚走出极权统治的俄罗斯，无异于在一片冻土之上种植民主花朵。

以这三点看中国大陆，除了文化背景与台湾近似，在前国家政权性质与公民社会发育方面，似乎处于台湾和俄罗斯的中间档位，总体来看，转型难度也介于台湾与俄罗斯之间。既然俄罗斯能转型，大陆当然更可以转型。但转型之后的问题比较严峻，我们会面对民主的巩固还是民主的倒退，这取决于巩固阶段一系列非常专业化的政权构造过程、和阴差阳错的历史偶然。现在关心转型之后的巩固问题，似乎为时过早，但我坚信总有一天，我写下的这些文字会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西班牙在1975年独裁者弗朗哥去世以后，由首相阿道夫·苏亚雷斯开展了一系列民主化活动，说服国会通过一个以选举方式产生立法机构的改革法案，恰当的处理了国内共产主义政治力量和巴斯克、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分离主义势力，当1981年军人企图颠覆民主政府、重建威权政府时，西班牙王室——准确的说是胡安·卡洛斯国王出面运用政治技巧平息了“军队”这个西班牙民主巩固中的巨大障碍，民主制度也通过这次事变得到了巩固。

而另一股一直未得到解决的分离主义军事武装力量“埃塔（ETA）”，在民主化后的几十年间支持率持续下降。这归功于西班牙首次选举的顺序——首先进行全国性的选举，取得中央政府的合法性，然后再通过合法政治过程向巴斯克、加泰罗尼亚等地区下放政治权利、实现区域自治。“埃塔（ETA）”在2011年10月20日以书面和录像方式作出“明确、坚定且永久性放弃武装对抗的承诺”，这无疑是一座民主进步的纪念碑。

埃塔的旗帜。在其象征上有两个明显符号，分别为代表政治的蛇，并缠着一代表武装斗争的斧头。

诚然西班牙在“威权-民主”转型过程之前，已经具备了比较有利的条件。用维克多·佩雷斯-迪亚斯的话说，“到70年代中期，西班牙的经济、社会、文化制度已经相当接近于西欧，与这些制度的运行相应的文化信仰、规范性倾向与态度也与欧洲接近。这是政治民主改革如此迅速的一个原因”。且在70年代中期，西班牙在现代经济中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在资本主义经济体中位列第十；1961年到1970年之间，西班牙保持了7.3%的增长率。

林茨提出的民主转型的五个场域（arena）——公民社会、政治社会、法治、国家官僚系统、经济社会——之中，西班牙具备了除“政治社会”意外的所有要素。因此西班牙民主转型的最大问题就在于如何将国内各种政治力量纳入制度化的轨道。如上文所说，为避免分离主义对民主的破坏，首先应进行全国性的协商一致式的制宪模式（而非简单多数投票），苏亚雷斯表示“必须使意见分歧限制在并不严重的水平，因为这是唯一可以避免造成国家完全缺乏和谐一致性的方法”。并且为使新宪法的合法性最大化，西班牙领导者选择将新宪法提交公民复决，并取得了88%的支持率。

完成了这项工作，西班牙民主巩固就走入了良性循环之中。1981年的军人政变以失败告终，实质上是以挤破脓包的形式，终结了西班牙在民主巩固中遭遇了“军人政府”的可能性。

把视角转换到中国。显然作为后极权国家，中国的民主转型难度将远大于西班牙。五个场域中，中国在严格意义上仅具备“国家官僚系统”和“经济社会”这两条，意味着民主转型中民主派自由派必须重建“公民社会”“法治”和“政治社会”。

中国的“公民社会”在最近十年比较迅速的发展，大量群体性事件让更多的人走向街头，互联网的兴起则使普通用户身临其境的了解街头运动的过程，这将会显著提高人们对未来政治运动的预期，无疑会对公民社会的发展起到极大的促进力量。

中国糟糕的法律现状是阻碍公民社会、经济社会、政治社会发展的一大要素，必须在民主转型初期对其做彻底切除，以协商的方式对宪法取得共识，并且避免在立宪过程中以简单多数原则隐藏不同政治力量的意见分歧。人大作为法定立法机构，却面临“橡皮图章”的命运，高院高检的“司法解释”是对中国司法的制度化嘲讽，加上各地政府可以出台相应法规制度、官员可以游离在法律之外（无论是以个人意志影响普通社会案件的处理还是以“开除党籍”“双规”等党内方式逃避审判）。

“政治社会”在若干年的打压之下，完全没有发展的机会。在国内具有大量的、分散的政治个体，但是并不能堂而皇之的走入中国的治理模式。所谓政治协商，也并不具备其建立伊始时期待的“协商”功能。政治社会被中共垄断，是当今中国的一大特征，必须完全根除，甚至可以通过宣布共产党为非法组织来做全面割裂。（关于共产党的处理，西班牙在七十年代需要与之做妥协，因为当时共产党仅代表一种极端思潮，并未在西班牙内发起灾难性的政治运动，中国则不然。）

如果考虑西藏、新疆等地的分离主义，我们还可以参考西班牙的制宪模式，并将权力下放到地方，实现民族地区的高度自治。相信可以取得与西班牙的“中央政府-巴斯克地区”模式相同的效果。分离主义将被民主制度所溶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