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愿意从儒家文化中寻章摘句、挖掘出一鳞半爪的“宪政传统”，在我看来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当今世界政治潮流，是基于全球化以后的价值融通，自由和民主成为全体人类的共同价值，而无需再从本土挖掘精神给养。以儒家而论，本身带有大量反民主的毒素，强调权威重于自由、团队高于个人的集体主义。台湾在儒家推崇的纪律与服从的威权政治下经历几十年的折腾，重于在20世纪末拥抱第三波民主化浪潮、顺利完成亨廷顿的“双翻转测验”（1996年李登辉-2000年陈水扁-2004年陈水扁-2008年马英九）、并一跃成为东亚最自由国家，是华人突破儒家毒素的典范。民主文化既然已经渗透进台湾政治社会的每寸土壤，就很难再被拔出，可以这样判断，台湾已经对反民主的华人文化传统彻底免疫。

然而既然有成功范例，必然也有倒退案例。摆脱极权主义的俄罗斯即是一例。在叶利钦当政的1991年-1999年，俄罗斯在“自由之家”的评分逐渐上升，并被列入自由国家，在1995年至1997年之间，是表现较好的时期，当时政治权利与公民自由的等级均为3。然而在1999年普京上台之后，各项指数全面下滑，自由程度呈倒退趋势。2004年，已经倒退为“不自由国家”。我曾跟朋友提起过，转型正义在俄罗斯的缺失，是重要一方面。曾经作为克格勃的普京没有受到如捷克“除垢法”一样的软性清算而当上总统，加上1998年俄罗斯经济危机、1999年第二次车臣战争爆发，内忧外困，国家权力在一个前极权主义政权特工的把持之下迅速扩张，眼看俄罗斯民主倒退、叶利钦心血毁去大半，不胜惋惜。

对比台湾与俄罗斯，粗浅来看，有什么差别？我的了解非常有限，只能就所知说一点。

一、国家转型背景的区别。台湾转型于威权政治，而俄罗斯民主成长于极权政治崩溃之后。威权政治下可以有稍自由的政治社会，而极权之下没有任何社会“第二文化”的发展空间。罗刹国人黑暗之后骤见光明，难免头晕目眩。可以说，按照转型难度来排序，苏丹式政体＞极权政体＞后极权政体＞威权政体，台湾、俄罗斯转型难度差距之大，可想而知。

二、文化背景的区别。台湾的固然有儒家的反民主毒素作祟，但是其猛烈程度也远不及俄罗斯传统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强劲，普京上台以后对车臣战争的强硬态度，在一片血泊之上竟获得颇高的支持率，而反极权的英雄索尔仁尼琴居然也对普京亲睐有加，足见俄罗斯人骨子里的民族主义作风确实使得普京控制国家杜马、压制言论自由、迫害反对派的反民主政策如虎添翼。托克维尔曾经预测世界上将只剩下俄罗斯和美国这两个“伟大的国家”，其预言已经在冷战中精确应验，俄罗斯至今无法在政治土壤中播下民主种子的原因，苦笑一下，也只能归咎于宿命了。

三、公民社会发育程度的区别。其实这一点，与第一点关系紧密。国民党实行威权统治，但从未彻底根除公民社会，而台湾的基层选举在国民党执政期间也并未停止，政府没有强制抹除公共领域、私人领域界限，社会上存在大大小小不同方面的利益团体，本身已经存在政治多元化趋势。而俄罗斯在苏共蹂躏之下，别说政治多元化，连个体生存都朝不保夕，每个人被打散成原子状态，谈何民主实践？这是极权社会绝对不可能允许发生的事情。在这一点看来，台湾的政治社会其实早已发芽，而刚刚走出极权统治的俄罗斯，无异于在一片冻土之上种植民主花朵。

以这三点看中国大陆，除了文化背景与台湾近似，在前国家政权性质与公民社会发育方面，似乎处于台湾和俄罗斯的中间档位，总体来看，转型难度也介于台湾与俄罗斯之间。既然俄罗斯能转型，大陆当然更可以转型。但转型之后的问题比较严峻，我们会面对民主的巩固还是民主的倒退，这取决于巩固阶段一系列非常专业化的政权构造过程、和阴差阳错的历史偶然。现在关心转型之后的巩固问题，似乎为时过早，但我坚信总有一天，我写下的这些文字会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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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另一股一直未得到解决的分离主义军事武装力量“埃塔（ETA）”，在民主化后的几十年间支持率持续下降。这归功于西班牙首次选举的顺序——首先进行全国性的选举，取得中央政府的合法性，然后再通过合法政治过程向巴斯克、加泰罗尼亚等地区下放政治权利、实现区域自治。“埃塔（ETA）”在2011年10月20日以书面和录像方式作出“明确、坚定且永久性放弃武装对抗的承诺”，这无疑是一座民主进步的纪念碑。

埃塔的旗帜。在其象征上有两个明显符号，分别为代表政治的蛇，并缠着一代表武装斗争的斧头。

诚然西班牙在“威权-民主”转型过程之前，已经具备了比较有利的条件。用维克多·佩雷斯-迪亚斯的话说，“到70年代中期，西班牙的经济、社会、文化制度已经相当接近于西欧，与这些制度的运行相应的文化信仰、规范性倾向与态度也与欧洲接近。这是政治民主改革如此迅速的一个原因”。且在70年代中期，西班牙在现代经济中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在资本主义经济体中位列第十；1961年到1970年之间，西班牙保持了7.3%的增长率。

林茨提出的民主转型的五个场域（arena）——公民社会、政治社会、法治、国家官僚系统、经济社会——之中，西班牙具备了除“政治社会”意外的所有要素。因此西班牙民主转型的最大问题就在于如何将国内各种政治力量纳入制度化的轨道。如上文所说，为避免分离主义对民主的破坏，首先应进行全国性的协商一致式的制宪模式（而非简单多数投票），苏亚雷斯表示“必须使意见分歧限制在并不严重的水平，因为这是唯一可以避免造成国家完全缺乏和谐一致性的方法”。并且为使新宪法的合法性最大化，西班牙领导者选择将新宪法提交公民复决，并取得了88%的支持率。

完成了这项工作，西班牙民主巩固就走入了良性循环之中。1981年的军人政变以失败告终，实质上是以挤破脓包的形式，终结了西班牙在民主巩固中遭遇了“军人政府”的可能性。

把视角转换到中国。显然作为后极权国家，中国的民主转型难度将远大于西班牙。五个场域中，中国在严格意义上仅具备“国家官僚系统”和“经济社会”这两条，意味着民主转型中民主派自由派必须重建“公民社会”“法治”和“政治社会”。

中国的“公民社会”在最近十年比较迅速的发展，大量群体性事件让更多的人走向街头，互联网的兴起则使普通用户身临其境的了解街头运动的过程，这将会显著提高人们对未来政治运动的预期，无疑会对公民社会的发展起到极大的促进力量。

中国糟糕的法律现状是阻碍公民社会、经济社会、政治社会发展的一大要素，必须在民主转型初期对其做彻底切除，以协商的方式对宪法取得共识，并且避免在立宪过程中以简单多数原则隐藏不同政治力量的意见分歧。人大作为法定立法机构，却面临“橡皮图章”的命运，高院高检的“司法解释”是对中国司法的制度化嘲讽，加上各地政府可以出台相应法规制度、官员可以游离在法律之外（无论是以个人意志影响普通社会案件的处理还是以“开除党籍”“双规”等党内方式逃避审判）。

“政治社会”在若干年的打压之下，完全没有发展的机会。在国内具有大量的、分散的政治个体，但是并不能堂而皇之的走入中国的治理模式。所谓政治协商，也并不具备其建立伊始时期待的“协商”功能。政治社会被中共垄断，是当今中国的一大特征，必须完全根除，甚至可以通过宣布共产党为非法组织来做全面割裂。（关于共产党的处理，西班牙在七十年代需要与之做妥协，因为当时共产党仅代表一种极端思潮，并未在西班牙内发起灾难性的政治运动，中国则不然。）

如果考虑西藏、新疆等地的分离主义，我们还可以参考西班牙的制宪模式，并将权力下放到地方，实现民族地区的高度自治。相信可以取得与西班牙的“中央政府-巴斯克地区”模式相同的效果。分离主义将被民主制度所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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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诸君看到这里，恐怕都不禁要微微一笑、笑而不语了。想起六四的天安门惨剧，似乎中共党政军领导人是外星人一样、脱离了人类社会的规则。其实不然。

要给文革后的当代中国政治正式划分界限，1978年至1992年的邓小平时期虽然冰淇了毛主义的癫狂，但因其几十年来对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全面侵入并未退散，仍属于极权主义；邓小平92年南巡后淡出政治舞台，大陆经济发展暂时放下政治包袱开始突飞猛进，这才算是进入了哈维尔式“极权主义原始动力衰竭、消费主义甚嚣尘上”的后极权时代。

但是从极权到后极权的划分，在事实上并没有像我说的那样泾渭分明。极权主义在领导权方面，无一例外均为韦伯所说“克里斯马型权威”，通过个人魅力玩弄权力于股掌之上，最典型的例子是斯大林和毛泽东；随着魅力型权威的自然死亡或国家转型，权威会转移到下一代领导人身上（通过前任指定的方式），但是这种权威遗传是递减、且不可逆的。从毛到邓，再从邓到江，及至今天的胡温，明显可以看到这种权威衰减在政党动员能力退化、公民社会发育的背景下一览无余。可以预见下一代领导核心，无论谁成为总书记记，“党内民主”都是唯一的选项。这是后极权的一个重要特征。

中共在八九年胆敢开枪的重要因素，是邓小平依然保留了极权政治必需的单一核心领导权，加上社会控制力并未全面退化，在当时世态下中共必然以几十年练就的铁腕手段对付手无寸铁的血肉之躯，“热处理就是一枪一个窟窿，冷处理就是冻成冰棍”。军队的出场是可预见的。

今年2月份的茉莉花事件，各地均有人掏出横幅、然后马上被便衣押走的现象，气氛萧杀。但是为何以便衣身份抓人、武警仅远远的坐在车内观望呢？后极权下社会文化的发展与官方话语的衰落并行发展，暴力控制言论甚至伤害人身的行为很难再找到合法性，明杖执火的“维稳”不得人心，每一次公开镇压的成本都日益提高，镇压后将面对更多问题。而领导权的涣散，使得几位核心长老缺乏安全感，没有能力承担武力镇压后的巨大政治压力。

“镇压”方式从军队开枪到秘密警察关押，表现出后极权的力量在缓慢消散中。我认为，如果社会运动到达爆点，中共将不会再以军队镇压，更可能动用各种隐蔽的惩罚方式。最近叙利亚千夫所指，体制崩溃就在眼前，威权政府的开枪行为已不能为人民容忍。虽然不能保证未来中国不会流血，但广场屠杀肯定不会再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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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愤怒的、没有具体诉求（我指的是那种例如要求立法保护某种、占领华尔街抗议1%人的特权之类的“具体”，当然在没有实现公民政治权利之前也是不大会提出那种不痛不痒的提案的）的自认为是“公民”的人，是非常容易被政府搞定的。今天港人们面临的情况和他们所作出的表现，和1989年非常相似。朋友@许骥就认为，香港人没有经历过完整的民主实践，致使今天的香港民主化运动处于某种幼稚的邯郸学步的状态。

其实还有更深次的原因。所谓“香港问题”，实质也就是香港何时、怎样实现民主化的问题。讨论一个地区（国家）的民主化，首先要求我们重新审视该地区的国家性，也即地区（国家）领土范围与公民权利的双重确认问题。实现民主化转型的首要条件是国家自治。由于近代香港曾处于多个国家（中国、日本、英国）的统治之下，原住民的民族性问题被大大稀释，常驻香港的人民对“香港人”这一身份有着比较单纯的政治认同，既不会形成强大的民族主义，也不会像大陆一样出现多民族的文化松散状态。因此香港问题避开了民族性的复杂讨论。

虽然有着清晰的治理领土划分，公民权利却是香港从未实现过的。1842年，清廷战败，香港被割让和租借给大英帝国，二战期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香港被日本占领三年零八个月；1945年日本投降后，英国再次恢复主权，直到1997年香港回归大陆。在这漫长的一百多年历史中，香港一直以殖民地的身份处于民主政体的管辖之下，香港人虽然享有大多数自由，却绝缘与民主政体。回归后的香港因为“一国两制”而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法外之国”，但因立宪权归属大陆中央政府，最重要的决策均须经由北京政府同意，故而曾为民主政体伴舞一百多年的香港人民至今无法享受自由国家的政治权利。在可预见的年限内，必将与民主政体越走越远。

香港人欲得民主，有以下问题必须首先解决：

一、香港是一个国家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香港的民主必须等待大陆民主实现之后才有谈论余地。作为后极权主义的一个“自由区”，香港的存在会让大陆人发现自己不具有的某些政治自由（例如出版自由、游行示威自由等），可能会给大陆政治添加更多不确定性，但是经过功利计算，北京政府很可能认为保留香港的部分自由相比其带来的潜在不确定性，还是能带来更多利益（如香港在金融领域的中心作用会带给大陆政府更多的安全感和控制感）。

二、“香港人”是一个民族吗？在我看来，基本可以做如是观。多年来大量移民进入香港、国际往来密切，让香港与一水之隔的大陆有迥然不同的氛围。从“香港人”这个集体概念的出现，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类似“国家-民族”的诞生过程，先有了“香港”这个领地，再有了“香港人”这个共同体。这为未来香港的自治奠定了良好基础。

三、如果大陆实现了民主，香港也必将实现民主，这是一个极权解体后权力分散的必然流程。但多年来受民主熏陶、却从未实现过民主的香港人怎样构建一个自治政府？我们反观大陆潜在的民主政体选项，由于某些地区以少数民族为主、且这些地区面积广大（如西藏、新疆、青海等），大陆民主政府一旦延续共党政府的汉民族国家策略，必然点燃以上地区的民族主义独立欲望，使大陆的民主巩固平添大量不确定性，因此未来大陆民主政体的首选项似乎是先分配国家权力、再以民选方式确定区域自治的联邦制。届时，香港必将以其独特地位成为一个联邦成员。因不存在民族性问题，这个自治政府可以平滑的通过民选产生。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香港实现民主的条件只缺大陆民主这一条；大陆一旦实现民主，则香港民主犹如刀切豆腐，是再水到渠成不过的事情。鉴于这个角度，目前香港民主人士最重要的工作，不应该是呼吁香港这一单一地区的普选，而应该与大陆抗争人士互相联合，共同推动大陆的民主化进程。只有这样做，才是真正为香港的民主化尽一份力，而那些简单的呼吁港人政治权利的运动，注定要被淹没在历史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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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的低劳动力成本案例，简直是讨论这一话题的天然富矿。

中国劳动力成本为何低？我想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中国劳动力供给天然庞大，劳资双方的成交价格自然偏低；二是各种制度性因素如户籍制度、城乡身份差别等限制了劳动力要素市场的正常流动、人为压低中国公民的人权状况。正常市场行为中，要素会自然寻找高价买方、并提高自己的价格，而今天我们看到农民工对于自身的要素价格没有任何能力去改变，劳动力的交易、流动乃至成长都没有自由的空间。所以两个重要原因中，尤以后者为根本。

提高中国劳动力成本，更明确的说，是提高中国劳动力要素市场地位。如今年上半年富士康接连十余跳，媒体、司法部门、政府机关都没有对十几条生命的陨落一一做出详细解释，当时讨论了一番中国“低人权优势”等问题，但事后又无音信。最近有学者提出“低劳动力成本优势要保持”，那么劳动力低成本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如上文所说，是各种限制劳动力市场的制度因素。要“保持低劳动力成本优势”，无疑意味着要保持各种不公平的制度。这是在文明社会与民主世界无法被接受的，却被我们的学者当做治国良策。

今天说要提高劳动力成本，也并不意味着一纸公文下来强行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只要市场是自由开放的，政府谨慎的保持自身作为市场主体去修改市场规则的尺度，各类要素价格自然会回归一个我们大致能接受的区间，而今天的中国劳工们，离这个“均衡”的价格区间还有太长的路。这不是他们的错，但总有人要为此付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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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和雷闯、雷闯的几个师兄弟一起吃饭，席间讨论起处女情结的问题（女性读者们体谅下六七个大男人一起吃火锅，当然必谈女人）。我们做了统计，七个人中有5个人要找处女，剩下两个人表示无所谓，其中包括我。我说处女膜这东西只有人和马才有、实在没啥用，我也没有没有特殊癖好、并且不会对某个特定女人的性生活历史感兴趣，更不想把这个硬性指标当成女人身上的道德小侦探——再说道德和处女膜有个鸟关系呢？这问题反复争执也没个结果。后来我给朋友推荐连岳的书，里面讲过很多次关于处与非处的问题，《我爱问连岳I、II、III》也推荐给大家。

广告：雷闯的反乙肝歧视博客：http://blog.sina.com.cn/leichuang1987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我这些天在看郭夏娟老师的《为正义而辩》（http://www.douban.com/subject/1176916/），深刻的感觉到在政治哲学这个大澡堂子里，我了解的只是某个大师身上搭的毛巾上的一滴肥皂水。要说思想史，我多少也了解一点，可是对于女性主义，我几乎是完全空白。首先，女性主义的经验主义方法论就迥异于经典政治哲学理论中高度抽象的男性角色。女性主义要求将女性生育后代、单独抚养孩子、每月例假这样的生理和生活经验融入到契约制定者的身份背景之中。如罗尔斯的原初状态之下，订立契约的人丧失一切背景、经验、知识、地位，这是一种父权制下的独立人的特点，在这个契约之中的每个订立者互相不关心、不熟悉，仅仅就自己的利益进行讨论并达成契约，这是典型男性视角的逻辑方式。

女性主义在要求经验论方法的同时，也要求立场论方法。立场论方法从透视女性生活开始，一方面以女性立场作为出发点可以纠正性别偏见，另一方面女性立场的独特性在父权社会之中体现的尤为明显。如同无产阶级能够比资产阶级更了解某些不公，在以男性为核心的社会中，女性立场也能够更准确的发现其间隐藏的非正义状态。

然而此处有两个矛盾。一方面，女性主义的立场论方法要求以女性立场来进行政治哲学的新思维、而这种立场显然是男性可望而不可即的；另一方面，女性主义又并不排斥男性以女性主义的方法去进行研究。显然，作为男性，不可能具备彻底的女性立场，也就永远无法了解女性主义的全部视角。这一点和古龙、莎士比亚以及我的观点一致——男人永远无法了解女人。

女性的独特经验也制约着将女性的正义观普适与更宽广的界面之上。不知道是女性主义理论的问题还是自己的陈旧思维，我认为目前女性主义始终只能作为罗尔斯正义论的补充而存在，因为一套新的正义观绝不能必须通过辅以独特的“经验”和“立场”而成立。罗尔斯抽象的个人，虽然不可避免的带有父权的影子，但其基本思路无疑是正确的。如果女性主义不能够做出一套完整的政治哲学解释，那么作为“附庸”而存在将是女性主义的某个长期归宿，而我作为一个门外汉，还是希望各种理论多打架。

写到这里，重新回到处女膜。我猜女性主义的诸多大师应该不知道，在21世纪的中国，还有一群青年会为了“是否将处女膜作为对女朋友的要求”这种问题进行讨论。这种情况和我们现在关于政治制度与公民基本权利的讨论何其相似！西方诸国早在几百年前就完成了的话题，我们现在还在继续。知识可以直接拿来，但是思考的过程却无论如何不能代替。我并不对这种状况感到失望，相反，我对这样的讨论充满信心。有讨论，就有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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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科技的进步，都带来知识的变化。苏格拉底痛恨书籍，因为他认为书本将使人的智慧堕落——你再不需要将每一件东西都记录在头脑中，而知识只能来自于对经验的记忆。苏格拉底并未想到，除了“对话”式的辩证法，知识还可以通过什么样的途径传播，毕竟“美德即知识”，倘若连美德都不需要去认知、讨论和记忆，那么人类还剩下什么？ 

苏格拉底式的知识论，建立在以对话基础上的思辨，他定义知识是人类最重要的美德，例如雅典城邦的公共精神、对真理的求索和对法律的尊重。这样的“知识”，迥异于现今我们将“技术”和“知识”混为一谈的习惯。“技术”让我们觉得自己对整个宇宙的探索逐渐清晰、能鲜明的感受到可知视野的扩大——然而这与苏格拉底的本意南辕北辙，苏格拉底之所以比别人聪明，就在于他清楚的知道自己其实一无所知。 

现今的科技可以将公民参与扩大到一个庞大的共同体，譬如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这一点有力的突破了古希腊城邦的缩微国家模型对于公民参与的重要性。固定电话、手机、电视、互联网，这些技术成为公民社会中最有力的表达工具。人们无需走上街头摇旗呐喊，也不必要每个月开一次公民大会——所有这些诉求表达，都可以通过科技手段，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得到满足。 

而科技带来的副产品则是，我们发现自己所知的领域越来越多。朝核谈判，哥本哈根会议，甚至在2012年之前建造诺亚方舟的可行性——这些远离肉身的问题，却可以成为我们思维的训练场。我们到底是变得更聪明还是更愚蠢了？如果让苏格拉底来判断，那么他的结论显而易见——觉得自己懂得越多，就越蠢。 

然而公民所对应的知识，并不是上述科技，而是源自古典的公民美德。这美德要求你成为自己的主人，对城邦事务负有责任。公民身份的政治和公共特性决定了公民美德和科学技术实际上毫无关系，现代语境中的“知识”只是一种对于真实知识的模糊与误读。而真实知识的范畴应当将硬技术排除在外，仅仅包括对人类生活的反思和解释。 

作为表达工具的技术手段在蓬勃的发展，但并非全部朝着加强公民表达的方向。极权政府懂得利用网络、通讯工具等一系列手段对公民进行监控、尽其所能封锁公民的一切反对意见。在那里，技术成为阻碍公民表达的第一道障碍。东德和前苏联有庞大的特务机构，负责对过境之内的所有思想进行审查和过滤，包括对政治异议分子、知识及艺术界人士和普通民众的监视与监听——这些都建立在一定科技水平之上，而无论罗马帝国皇帝还是中世纪神权都绝对做不到这一点。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技术不仅不是公民表达的必要条件，相反，还往往充当了戕害公民意见的刽子手角色。 

现代宪政民主制度下，公共话题往往需要专业知识才能进行判断，但话题的专业性，并不意味着公民本身必须学会专业知识才能做出选择。此时专家的辅助作用体现的尤为清晰，他们通过清晰通俗的语言将客观情况转述给公众，然后公众根据这些材料议事。 

我在本文中着重强调应该将“知识”和“技术”分离，原因即在于对于公民参与的关键是“知识”而非“技术”、尽管这两个概念现今被我们反复混淆以致让人难以琢磨。现今的公民参与过重的依赖于技术支持，显然本末倒置。我们在强调以技术支持公民参与的同时，绝不能忘记，公民参与的核心乃是公民表达的诉求。丧失了这样的诉求、反将技术作为公共事务参与讨论的唯一途径，则或多或少的忽略了知识的本质是什么。 

所以在公民身份尚未得到全体自我确认的时候，着墨过多于技术将带给公民表达怎样的差异化未来，显然是饿着肚子的时候考虑吃得太饱怎么办。我对于这篇无聊论文的观点也就如上文所说——有美好的憧憬固然很棒，但是人类智慧毕竟不能总是用在画饼充饥上。 

教授们还需加油，无论是美国的还是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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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历史来审判——论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罗伊.梅德韦杰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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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是无意间在网上看到的，据说已成中宣部禁书，于是速度在淘宝上拍了一本。这书的名字总是让我想起卡斯特罗那句振聋发聩的“历史将宣判我无罪”，两大本、足有1000页，拿到手上沉甸甸的，我也由此翻开斯大林其人的一段厚重历史。

这么厚的东西当然还没看完。看这书最大的感想是——最牛逼的人绝对不是那些好好先生。反倒是性格突出而尖锐、同时自私狠毒的人，最终能达到权力结构的顶端。这完全违反我以前认为只有贤人才能成功的儒教论断。

我一直以为看人物传记无非就是另一种成功学而已。一方面，能够被人写传纪念的人必然是某种意义上的成功人士；；另一方面，我很难想象在看另一个人的经历时不抱着一种“学习之”的潜意识。就像我本人看《毛泽东选集》时的几个目的分别是：了解历史；了解毛泽东；学习毛的战斗技巧。最后一个是我最看重的，我一直不愿意像毛粉一样称其为“毛泽东的斗争哲学”、这样太谄媚也太高估了，毛对于“政治”二字的理解仅仅局限于两派倾轧、甚至只有一派的时候他也得意洋洋的说“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他仅仅是传统开国国君而非一个现代文明政治下的政治家。

由于这本书太厚、还没有看完，我对斯大林还不能做一个完整的评价。但是本书作者罗伊.梅德韦杰夫却值得我们尊敬一番，因为他写作此书时正值斯大林统治时期，在那样的高压之下他独立完成这一本著作，不能不说对勇气与学术素养都有着极高要求。为何我国文革期间没有出现这样的独立历史学家？这是值得好好想一下的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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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四大卷72年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我是从一个国际政治系的师兄手中买来，才花费25块钱而已（后来我又买了3卷65年的《资本论》，也只看了一点点重要章节）。这些书买来就当作工具书翻翻而已，了解马克思是一个社会科学类学生非常应该做的事情，这样一个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决不能抛下不读。

不过惭愧得紧，买来也确实没怎么好好看，只有《gcd宣言》一节认认真真的读了。不过我建议大家如果第一次读《马恩选集》不要一上来去读《gcd宣言》，因为这部宣言显然降低了整本书的格调，在我看来无非是一部流氓宣言而已，很可笑的是里面居然会反驳“共产共妻”之类的话、并且说资本主义才是真正的共产共妻……我在想这是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开的一个冷笑话——在这样一部严肃的政治纲领之中。

另外前天在和傻逼左愤争论的时候对唯物论和辩证法进行了辩论。说实话，我对于这二者的理解仅仅相当于高中水平，辨来辨去虽然不算输，但是却自己感到羞臊——看看吧，不读书你就只能和他们一个层次！

《政治学》《政治学核心概念》海伍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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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douban.com/subject/3031872/

话说大三时候，某一天我登上选课网，突然发现自己原来修过一门《政治学原理》——可是我居然完全没印象。想来那个时侯可能的确没怎么上过这课，但是完全没有印象也让我本人有些奇怪。

后来开始读一些政治学和政治哲学，我都忘记了自己其实根本没有政治学的基础。找余逊达老师让他推荐本政治学的入门书，他说就海伍德的这本吧。我现在只补课到第四章。

买这本《政治学》时顺便买了海伍德的另一本《政治学核心概念》。这本书纸张相当差，读起来非常不爽，基本就当作词典看了。关于概念的具体解析还不如自己去查维基百科。

《正义之前》崔卫平

http://www.douban.com/subject/1322168/

凭着对崔老师的仰慕之情才买的这本书，果然不失望，好书一本，推荐给诸位。具体的好在何处我说不上来，只是女人写的这类文章总是很易读的，这是我的经验，例如龙应台、刘瑜、崔卫平等。对政治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买这些人的书读一读。

《王小波全集（第一卷）》王小波

http://www.douban.com/subject/1815640/

王小波的小说在高中就基本全读过了，那个时侯什么都不懂，只是觉得有趣而已。这套全集一共10本，60块而已，书的印刷质量非常棒，每本书前面都有一张藏书票，绝对值得买回家。

无甚评论，王小波最大的特点依然是有趣而不是思想。不过这就足够了。

《V字仇杀队V for Vedentta》导演: James McTeigue

http://www.douban.com/subject/1309046/

首先我承认我是个土人，这么著名的06年的片子我知道2010年才看。我想这也是我2010年看的第一部牛逼电影。豆瓣上关于这片子最火的那篇评论（《一个腰部以下的叛逆》）恕我懒得反驳，我向来支持一个国家的“丝绒”革命，同时也热烈欢迎出现一位英雄般领袖；我不相信民众的自我觉醒，也不相信多米诺骨牌会自动摊开——一切都需要一个开始，就是一位领袖和他本人的运气。

当然，这不是说我愿意将思考与决策的能力交给纳粹党人、像德国人当年那样放弃了这个民族最值得骄傲的东西。然而权威却永远是人类社会必须的一项，无论在哪个国家或哪个种族，一切最终决定都会掌握在一个人手里，也正是因为我们相信他，他才得以上位。这将涉及到一个复杂的宪政体制，却绝非不可能。在我看来，这就是最棒的体制——含有一个领导体系的宪政民主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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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紫金港搞读书会的时候，一个朋友问到“政府宏观调控的逻辑基础是什么”。

——政府对自身能力评价过高、妄图通过“计划”实践理性，结果却陷入了破坏理性的自设圈套。

这是哈耶克在1944年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中的回答。那一年，希腊内战爆发；《星球大战》的导演乔治卢卡斯出生；法国作家罗曼罗兰逝世；苏联发动战略大反攻、盟军在欧洲战场节节胜利。与此同时，在欧亚大陆的远东，一场战争业已进入尾声、而另一场新的战争却在慢慢酝酿……

现在让我们坐着时光穿梭机，找到1949年之前的老毛，基情四射地将这本《Road to Serfdom》（那时候大概没有汉译本）放到太祖手中，亲切的摸摸他的秃顶说：“大叔，今天你我有缘，看你骨骼清奇、天庭饱满、地阁方圆，不如我将这本《草泥马发育指南》10块钱卖给你让你拯救全人类，如何？”

“这是个什么鸟东西？草泥马是个啥？”

“草泥马乃是历代建国一个甲子后将会复活于人间的上古神兽，上除逆臣，下斩刁民，草泥马在世，天下和谐！”

之后的史实由于涉嫌国家机密、我不便外传，不过即使不说，大家也清楚的看到，从毛到胡，草泥马在六十年间变换了多次形态，而今已经成长的颇为健壮；这本《草泥马发育指南》也因流落民间，侥幸成为了合法出版物，从解剖学的角度为广大人民群众未来的杀马吃肉提供了详细的内部肌理描绘。

一、草泥马的饲料——集体主义

喂养草泥马的核心饲料是“集体主义”。集体主义在一个小圈子内为它的成员制定同一个目标、成员的个人尊严和价值来自于对这个集体目标的服从而非因为他所以为人这件事情本身。在集体主义之下，个人存在的意义变成了一架庞大机器上的螺丝钉，而个人主义所要求的一切个人尊严和权利都通过草泥马的菊花变成集体主义的排泄物。

以制定统一目标的方式，草泥马消解了个体意识。为了让每个人臣服，草泥马不仅需要向每个人解释它所制定的统一目标的正当性，还要以官方的权威解释来阐释达成这一伟大目标的手段和措施的合理性、唯一性。很多草泥马主义者信奉草泥马主义的最终目标、但是并不赞同草泥马为了达成目标的措施手段，这正是关于草泥马理论中争议最多的地方。

如果你身处人群之中，突然这群人被指定同样的目标、且这个目标天然排斥每个人自己的小九九，那么你就要考虑下，你是否将成为草泥马口中的食物渣滓？

二、草泥马的皮鞭——计划

哈耶克以单独一章的篇幅来描述计划的所谓“不可避免性”是如何荒诞不经，我们把它单独提炼出来，是因为“计划”正是草泥马对付河蟹们的最重要武器。

对整个社会生活无时无刻的“计划”是草泥马成长发育的最关键环节，也真是计划表现出草泥马在逻辑上无法自洽。他崇尚“理性”，希望通过将整个社会以“计划”的方式像收拾屋子一样收拾的井井有条。于是一切叛逆的、不和谐的声音都被强行收声，而在老一代刺儿头死后，草泥马开始用官方唯一正确的意识形态教导小草泥马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放弃个性服从集体，草泥马的生存是所有人存在的唯一价值……但它忘记了，“理性”的并非来自于计划，理性意味着通过辩论、探讨和商议解决问题，代表着不同利益发出自己的声音，它是寻找真理的唯一途径，而真理却恰恰不是通过“计划”寻觅到的。草泥马的基因中自始至终存在着这个癌变的因子，这不能封闭的逻辑中，沉吟着草泥马死亡的悲歌。

三、草泥马的伪装——经济控制

在马克思的逻辑中，大规模生产的有利条件必然导致竞争的消灭。我们引用高中历史书政治书中最常用的那个词来形容马克思——历史局限性！马克思的思维一直停留在大工业生产初期，在他的印象中，工人们由于大机器的日益发达而失业、男人相对于妇女儿童的竞争优势也消失殆尽，工人仅仅能获得刚好维持生存的可怜薪金，这已被时间证明是无稽之谈；而他认为大规模低成本导致垄断、进而竞争消失的想法也早被经济学击破。

草泥马在晚年往往身体健壮、却更为狡诈，它不再用传统极权主义的手段控制一切，而是用威权主义的姿态俯视市场。哈耶克说，对经济的控制就会导致由政府选择一些人获得利益、另一些人丧失利益，正因为他们的收入遭受人为的控制而不是非人为的影响，他们心里会感到更加不公，并且他们对于购买市场上物品的选择也间接的被政府控制。补贴一个行业，意味着这个行业与其他行业想必存在着不公，而这种不公并不是来自于正常的竞争制度，而是来源于政府对于两种利益团体的价值排序——但凡涉及至此，该政府的极权主义倾向也就表露出来。

以哈耶克这种苛刻的标准，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不身怀极权主义的孽种——悲惨的是，我相信这也正是事实。（广告：这里推荐一部电影《浪潮Die Welle》http://www.douban.com/subject/2297265/）

四、草泥马的雄心——国际主义

社会主义只有在写成理论的时候才是国际主义的，在具体实践的任何过程中，它都是狭隘而封闭的。

1847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下了《共产党宣言》这个东西。这片宣言的最后一句话耳熟能详：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恕我偷懒，对于为什么全世界无产者不可能联系起来的原因，叶子风同学已经在他对于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的一片评论中做过令人印象深刻的阐释（http://www.douban.com/review/2060149/）。由于这个技术上的致命缺陷，我们只能客气的说一句，社会主义在“理论”上是国际主义的；实际即便是理论，它也不可能是国际主义的。

任何一个草泥马肆虐的国度，都将自己封闭起来、为全体人民订立一个远大唯一的目标。如上文所说，这个集体内部的人们通过服从这个目标获得尊严。但是集体外部的人呢？由于外部人并不服从于这个目标，所以在草泥马看来，那些外部人并没有尊严、也绝不掌握真理、甚至只是等待我们去“解救”他们的瘫痪病人。

对内对外这样的双重态度，注定了草泥马的内心深处对“国际主义”深表鄙夷；而19世纪由马克思喊出的那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也不过是草泥马在起义之前为自己惴惴不安的内心壮壮胆子。

新中国六十年，草泥马从没像今天一样强大，它对内是完全不可质疑的权威，对外则慢慢开始具有呼风唤雨、撒钱成选票的魔力……

最后还要告诉大家一件宫闱秘事——记得我在这篇文章前面说过“一切个人尊严和权利都通过草泥马的菊花变成集体主义的排泄物”不？

那些排泄物，掉到了草泥马家里不起眼的一个角落。

后来，那上面开出了一朵七彩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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