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的低劳动力成本案例，简直是讨论这一话题的天然富矿。

中国劳动力成本为何低？我想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中国劳动力供给天然庞大，劳资双方的成交价格自然偏低；二是各种制度性因素如户籍制度、城乡身份差别等限制了劳动力要素市场的正常流动、人为压低中国公民的人权状况。正常市场行为中，要素会自然寻找高价买方、并提高自己的价格，而今天我们看到农民工对于自身的要素价格没有任何能力去改变，劳动力的交易、流动乃至成长都没有自由的空间。所以两个重要原因中，尤以后者为根本。

提高中国劳动力成本，更明确的说，是提高中国劳动力要素市场地位。如今年上半年富士康接连十余跳，媒体、司法部门、政府机关都没有对十几条生命的陨落一一做出详细解释，当时讨论了一番中国“低人权优势”等问题，但事后又无音信。最近有学者提出“低劳动力成本优势要保持”，那么劳动力低成本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如上文所说，是各种限制劳动力市场的制度因素。要“保持低劳动力成本优势”，无疑意味着要保持各种不公平的制度。这是在文明社会与民主世界无法被接受的，却被我们的学者当做治国良策。

今天说要提高劳动力成本，也并不意味着一纸公文下来强行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只要市场是自由开放的，政府谨慎的保持自身作为市场主体去修改市场规则的尺度，各类要素价格自然会回归一个我们大致能接受的区间，而今天的中国劳工们，离这个“均衡”的价格区间还有太长的路。这不是他们的错，但总有人要为此付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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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和雷闯、雷闯的几个师兄弟一起吃饭，席间讨论起处女情结的问题（女性读者们体谅下六七个大男人一起吃火锅，当然必谈女人）。我们做了统计，七个人中有5个人要找处女，剩下两个人表示无所谓，其中包括我。我说处女膜这东西只有人和马才有、实在没啥用，我也没有没有特殊癖好、并且不会对某个特定女人的性生活历史感兴趣，更不想把这个硬性指标当成女人身上的道德小侦探——再说道德和处女膜有个鸟关系呢？这问题反复争执也没个结果。后来我给朋友推荐连岳的书，里面讲过很多次关于处与非处的问题，《我爱问连岳I、II、III》也推荐给大家。

广告：雷闯的反乙肝歧视博客：http://blog.sina.com.cn/leichuang1987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我这些天在看郭夏娟老师的《为正义而辩》（http://www.douban.com/subject/1176916/），深刻的感觉到在政治哲学这个大澡堂子里，我了解的只是某个大师身上搭的毛巾上的一滴肥皂水。要说思想史，我多少也了解一点，可是对于女性主义，我几乎是完全空白。首先，女性主义的经验主义方法论就迥异于经典政治哲学理论中高度抽象的男性角色。女性主义要求将女性生育后代、单独抚养孩子、每月例假这样的生理和生活经验融入到契约制定者的身份背景之中。如罗尔斯的原初状态之下，订立契约的人丧失一切背景、经验、知识、地位，这是一种父权制下的独立人的特点，在这个契约之中的每个订立者互相不关心、不熟悉，仅仅就自己的利益进行讨论并达成契约，这是典型男性视角的逻辑方式。

女性主义在要求经验论方法的同时，也要求立场论方法。立场论方法从透视女性生活开始，一方面以女性立场作为出发点可以纠正性别偏见，另一方面女性立场的独特性在父权社会之中体现的尤为明显。如同无产阶级能够比资产阶级更了解某些不公，在以男性为核心的社会中，女性立场也能够更准确的发现其间隐藏的非正义状态。

然而此处有两个矛盾。一方面，女性主义的立场论方法要求以女性立场来进行政治哲学的新思维、而这种立场显然是男性可望而不可即的；另一方面，女性主义又并不排斥男性以女性主义的方法去进行研究。显然，作为男性，不可能具备彻底的女性立场，也就永远无法了解女性主义的全部视角。这一点和古龙、莎士比亚以及我的观点一致——男人永远无法了解女人。

女性的独特经验也制约着将女性的正义观普适与更宽广的界面之上。不知道是女性主义理论的问题还是自己的陈旧思维，我认为目前女性主义始终只能作为罗尔斯正义论的补充而存在，因为一套新的正义观绝不能必须通过辅以独特的“经验”和“立场”而成立。罗尔斯抽象的个人，虽然不可避免的带有父权的影子，但其基本思路无疑是正确的。如果女性主义不能够做出一套完整的政治哲学解释，那么作为“附庸”而存在将是女性主义的某个长期归宿，而我作为一个门外汉，还是希望各种理论多打架。

写到这里，重新回到处女膜。我猜女性主义的诸多大师应该不知道，在21世纪的中国，还有一群青年会为了“是否将处女膜作为对女朋友的要求”这种问题进行讨论。这种情况和我们现在关于政治制度与公民基本权利的讨论何其相似！西方诸国早在几百年前就完成了的话题，我们现在还在继续。知识可以直接拿来，但是思考的过程却无论如何不能代替。我并不对这种状况感到失望，相反，我对这样的讨论充满信心。有讨论，就有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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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科技的进步，都带来知识的变化。苏格拉底痛恨书籍，因为他认为书本将使人的智慧堕落——你再不需要将每一件东西都记录在头脑中，而知识只能来自于对经验的记忆。苏格拉底并未想到，除了“对话”式的辩证法，知识还可以通过什么样的途径传播，毕竟“美德即知识”，倘若连美德都不需要去认知、讨论和记忆，那么人类还剩下什么？ 

苏格拉底式的知识论，建立在以对话基础上的思辨，他定义知识是人类最重要的美德，例如雅典城邦的公共精神、对真理的求索和对法律的尊重。这样的“知识”，迥异于现今我们将“技术”和“知识”混为一谈的习惯。“技术”让我们觉得自己对整个宇宙的探索逐渐清晰、能鲜明的感受到可知视野的扩大——然而这与苏格拉底的本意南辕北辙，苏格拉底之所以比别人聪明，就在于他清楚的知道自己其实一无所知。 

现今的科技可以将公民参与扩大到一个庞大的共同体，譬如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这一点有力的突破了古希腊城邦的缩微国家模型对于公民参与的重要性。固定电话、手机、电视、互联网，这些技术成为公民社会中最有力的表达工具。人们无需走上街头摇旗呐喊，也不必要每个月开一次公民大会——所有这些诉求表达，都可以通过科技手段，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得到满足。 

而科技带来的副产品则是，我们发现自己所知的领域越来越多。朝核谈判，哥本哈根会议，甚至在2012年之前建造诺亚方舟的可行性——这些远离肉身的问题，却可以成为我们思维的训练场。我们到底是变得更聪明还是更愚蠢了？如果让苏格拉底来判断，那么他的结论显而易见——觉得自己懂得越多，就越蠢。 

然而公民所对应的知识，并不是上述科技，而是源自古典的公民美德。这美德要求你成为自己的主人，对城邦事务负有责任。公民身份的政治和公共特性决定了公民美德和科学技术实际上毫无关系，现代语境中的“知识”只是一种对于真实知识的模糊与误读。而真实知识的范畴应当将硬技术排除在外，仅仅包括对人类生活的反思和解释。 

作为表达工具的技术手段在蓬勃的发展，但并非全部朝着加强公民表达的方向。极权政府懂得利用网络、通讯工具等一系列手段对公民进行监控、尽其所能封锁公民的一切反对意见。在那里，技术成为阻碍公民表达的第一道障碍。东德和前苏联有庞大的特务机构，负责对过境之内的所有思想进行审查和过滤，包括对政治异议分子、知识及艺术界人士和普通民众的监视与监听——这些都建立在一定科技水平之上，而无论罗马帝国皇帝还是中世纪神权都绝对做不到这一点。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技术不仅不是公民表达的必要条件，相反，还往往充当了戕害公民意见的刽子手角色。 

现代宪政民主制度下，公共话题往往需要专业知识才能进行判断，但话题的专业性，并不意味着公民本身必须学会专业知识才能做出选择。此时专家的辅助作用体现的尤为清晰，他们通过清晰通俗的语言将客观情况转述给公众，然后公众根据这些材料议事。 

我在本文中着重强调应该将“知识”和“技术”分离，原因即在于对于公民参与的关键是“知识”而非“技术”、尽管这两个概念现今被我们反复混淆以致让人难以琢磨。现今的公民参与过重的依赖于技术支持，显然本末倒置。我们在强调以技术支持公民参与的同时，绝不能忘记，公民参与的核心乃是公民表达的诉求。丧失了这样的诉求、反将技术作为公共事务参与讨论的唯一途径，则或多或少的忽略了知识的本质是什么。 

所以在公民身份尚未得到全体自我确认的时候，着墨过多于技术将带给公民表达怎样的差异化未来，显然是饿着肚子的时候考虑吃得太饱怎么办。我对于这篇无聊论文的观点也就如上文所说——有美好的憧憬固然很棒，但是人类智慧毕竟不能总是用在画饼充饥上。 

教授们还需加油，无论是美国的还是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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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历史来审判——论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罗伊.梅德韦杰夫

http://www.douban.com/subject/1737749/

这本书是无意间在网上看到的，据说已成中宣部禁书，于是速度在淘宝上拍了一本。这书的名字总是让我想起卡斯特罗那句振聋发聩的“历史将宣判我无罪”，两大本、足有1000页，拿到手上沉甸甸的，我也由此翻开斯大林其人的一段厚重历史。

这么厚的东西当然还没看完。看这书最大的感想是——最牛逼的人绝对不是那些好好先生。反倒是性格突出而尖锐、同时自私狠毒的人，最终能达到权力结构的顶端。这完全违反我以前认为只有贤人才能成功的儒教论断。

我一直以为看人物传记无非就是另一种成功学而已。一方面，能够被人写传纪念的人必然是某种意义上的成功人士；；另一方面，我很难想象在看另一个人的经历时不抱着一种“学习之”的潜意识。就像我本人看《毛泽东选集》时的几个目的分别是：了解历史；了解毛泽东；学习毛的战斗技巧。最后一个是我最看重的，我一直不愿意像毛粉一样称其为“毛泽东的斗争哲学”、这样太谄媚也太高估了，毛对于“政治”二字的理解仅仅局限于两派倾轧、甚至只有一派的时候他也得意洋洋的说“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他仅仅是传统开国国君而非一个现代文明政治下的政治家。

由于这本书太厚、还没有看完，我对斯大林还不能做一个完整的评价。但是本书作者罗伊.梅德韦杰夫却值得我们尊敬一番，因为他写作此书时正值斯大林统治时期，在那样的高压之下他独立完成这一本著作，不能不说对勇气与学术素养都有着极高要求。为何我国文革期间没有出现这样的独立历史学家？这是值得好好想一下的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

http://www.douban.com/subject/1288402/

这四大卷72年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我是从一个国际政治系的师兄手中买来，才花费25块钱而已（后来我又买了3卷65年的《资本论》，也只看了一点点重要章节）。这些书买来就当作工具书翻翻而已，了解马克思是一个社会科学类学生非常应该做的事情，这样一个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决不能抛下不读。

不过惭愧得紧，买来也确实没怎么好好看，只有《gcd宣言》一节认认真真的读了。不过我建议大家如果第一次读《马恩选集》不要一上来去读《gcd宣言》，因为这部宣言显然降低了整本书的格调，在我看来无非是一部流氓宣言而已，很可笑的是里面居然会反驳“共产共妻”之类的话、并且说资本主义才是真正的共产共妻……我在想这是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开的一个冷笑话——在这样一部严肃的政治纲领之中。

另外前天在和傻逼左愤争论的时候对唯物论和辩证法进行了辩论。说实话，我对于这二者的理解仅仅相当于高中水平，辨来辨去虽然不算输，但是却自己感到羞臊——看看吧，不读书你就只能和他们一个层次！

《政治学》《政治学核心概念》海伍德

http://www.douban.com/subject/1867208/

http://www.douban.com/subject/3031872/

话说大三时候，某一天我登上选课网，突然发现自己原来修过一门《政治学原理》——可是我居然完全没印象。想来那个时侯可能的确没怎么上过这课，但是完全没有印象也让我本人有些奇怪。

后来开始读一些政治学和政治哲学，我都忘记了自己其实根本没有政治学的基础。找余逊达老师让他推荐本政治学的入门书，他说就海伍德的这本吧。我现在只补课到第四章。

买这本《政治学》时顺便买了海伍德的另一本《政治学核心概念》。这本书纸张相当差，读起来非常不爽，基本就当作词典看了。关于概念的具体解析还不如自己去查维基百科。

《正义之前》崔卫平

http://www.douban.com/subject/1322168/

凭着对崔老师的仰慕之情才买的这本书，果然不失望，好书一本，推荐给诸位。具体的好在何处我说不上来，只是女人写的这类文章总是很易读的，这是我的经验，例如龙应台、刘瑜、崔卫平等。对政治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买这些人的书读一读。

《王小波全集（第一卷）》王小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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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的小说在高中就基本全读过了，那个时侯什么都不懂，只是觉得有趣而已。这套全集一共10本，60块而已，书的印刷质量非常棒，每本书前面都有一张藏书票，绝对值得买回家。

无甚评论，王小波最大的特点依然是有趣而不是思想。不过这就足够了。

《V字仇杀队V for Vedentta》导演: James McTeigue

http://www.douban.com/subject/1309046/

首先我承认我是个土人，这么著名的06年的片子我知道2010年才看。我想这也是我2010年看的第一部牛逼电影。豆瓣上关于这片子最火的那篇评论（《一个腰部以下的叛逆》）恕我懒得反驳，我向来支持一个国家的“丝绒”革命，同时也热烈欢迎出现一位英雄般领袖；我不相信民众的自我觉醒，也不相信多米诺骨牌会自动摊开——一切都需要一个开始，就是一位领袖和他本人的运气。

当然，这不是说我愿意将思考与决策的能力交给纳粹党人、像德国人当年那样放弃了这个民族最值得骄傲的东西。然而权威却永远是人类社会必须的一项，无论在哪个国家或哪个种族，一切最终决定都会掌握在一个人手里，也正是因为我们相信他，他才得以上位。这将涉及到一个复杂的宪政体制，却绝非不可能。在我看来，这就是最棒的体制——含有一个领导体系的宪政民主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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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紫金港搞读书会的时候，一个朋友问到“政府宏观调控的逻辑基础是什么”。

——政府对自身能力评价过高、妄图通过“计划”实践理性，结果却陷入了破坏理性的自设圈套。

这是哈耶克在1944年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中的回答。那一年，希腊内战爆发；《星球大战》的导演乔治卢卡斯出生；法国作家罗曼罗兰逝世；苏联发动战略大反攻、盟军在欧洲战场节节胜利。与此同时，在欧亚大陆的远东，一场战争业已进入尾声、而另一场新的战争却在慢慢酝酿……

现在让我们坐着时光穿梭机，找到1949年之前的老毛，基情四射地将这本《Road to Serfdom》（那时候大概没有汉译本）放到太祖手中，亲切的摸摸他的秃顶说：“大叔，今天你我有缘，看你骨骼清奇、天庭饱满、地阁方圆，不如我将这本《草泥马发育指南》10块钱卖给你让你拯救全人类，如何？”

“这是个什么鸟东西？草泥马是个啥？”

“草泥马乃是历代建国一个甲子后将会复活于人间的上古神兽，上除逆臣，下斩刁民，草泥马在世，天下和谐！”

之后的史实由于涉嫌国家机密、我不便外传，不过即使不说，大家也清楚的看到，从毛到胡，草泥马在六十年间变换了多次形态，而今已经成长的颇为健壮；这本《草泥马发育指南》也因流落民间，侥幸成为了合法出版物，从解剖学的角度为广大人民群众未来的杀马吃肉提供了详细的内部肌理描绘。

一、草泥马的饲料——集体主义

喂养草泥马的核心饲料是“集体主义”。集体主义在一个小圈子内为它的成员制定同一个目标、成员的个人尊严和价值来自于对这个集体目标的服从而非因为他所以为人这件事情本身。在集体主义之下，个人存在的意义变成了一架庞大机器上的螺丝钉，而个人主义所要求的一切个人尊严和权利都通过草泥马的菊花变成集体主义的排泄物。

以制定统一目标的方式，草泥马消解了个体意识。为了让每个人臣服，草泥马不仅需要向每个人解释它所制定的统一目标的正当性，还要以官方的权威解释来阐释达成这一伟大目标的手段和措施的合理性、唯一性。很多草泥马主义者信奉草泥马主义的最终目标、但是并不赞同草泥马为了达成目标的措施手段，这正是关于草泥马理论中争议最多的地方。

如果你身处人群之中，突然这群人被指定同样的目标、且这个目标天然排斥每个人自己的小九九，那么你就要考虑下，你是否将成为草泥马口中的食物渣滓？

二、草泥马的皮鞭——计划

哈耶克以单独一章的篇幅来描述计划的所谓“不可避免性”是如何荒诞不经，我们把它单独提炼出来，是因为“计划”正是草泥马对付河蟹们的最重要武器。

对整个社会生活无时无刻的“计划”是草泥马成长发育的最关键环节，也真是计划表现出草泥马在逻辑上无法自洽。他崇尚“理性”，希望通过将整个社会以“计划”的方式像收拾屋子一样收拾的井井有条。于是一切叛逆的、不和谐的声音都被强行收声，而在老一代刺儿头死后，草泥马开始用官方唯一正确的意识形态教导小草泥马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放弃个性服从集体，草泥马的生存是所有人存在的唯一价值……但它忘记了，“理性”的并非来自于计划，理性意味着通过辩论、探讨和商议解决问题，代表着不同利益发出自己的声音，它是寻找真理的唯一途径，而真理却恰恰不是通过“计划”寻觅到的。草泥马的基因中自始至终存在着这个癌变的因子，这不能封闭的逻辑中，沉吟着草泥马死亡的悲歌。

三、草泥马的伪装——经济控制

在马克思的逻辑中，大规模生产的有利条件必然导致竞争的消灭。我们引用高中历史书政治书中最常用的那个词来形容马克思——历史局限性！马克思的思维一直停留在大工业生产初期，在他的印象中，工人们由于大机器的日益发达而失业、男人相对于妇女儿童的竞争优势也消失殆尽，工人仅仅能获得刚好维持生存的可怜薪金，这已被时间证明是无稽之谈；而他认为大规模低成本导致垄断、进而竞争消失的想法也早被经济学击破。

草泥马在晚年往往身体健壮、却更为狡诈，它不再用传统极权主义的手段控制一切，而是用威权主义的姿态俯视市场。哈耶克说，对经济的控制就会导致由政府选择一些人获得利益、另一些人丧失利益，正因为他们的收入遭受人为的控制而不是非人为的影响，他们心里会感到更加不公，并且他们对于购买市场上物品的选择也间接的被政府控制。补贴一个行业，意味着这个行业与其他行业想必存在着不公，而这种不公并不是来自于正常的竞争制度，而是来源于政府对于两种利益团体的价值排序——但凡涉及至此，该政府的极权主义倾向也就表露出来。

以哈耶克这种苛刻的标准，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不身怀极权主义的孽种——悲惨的是，我相信这也正是事实。（广告：这里推荐一部电影《浪潮Die Welle》http://www.douban.com/subject/2297265/）

四、草泥马的雄心——国际主义

社会主义只有在写成理论的时候才是国际主义的，在具体实践的任何过程中，它都是狭隘而封闭的。

1847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下了《共产党宣言》这个东西。这片宣言的最后一句话耳熟能详：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恕我偷懒，对于为什么全世界无产者不可能联系起来的原因，叶子风同学已经在他对于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的一片评论中做过令人印象深刻的阐释（http://www.douban.com/review/2060149/）。由于这个技术上的致命缺陷，我们只能客气的说一句，社会主义在“理论”上是国际主义的；实际即便是理论，它也不可能是国际主义的。

任何一个草泥马肆虐的国度，都将自己封闭起来、为全体人民订立一个远大唯一的目标。如上文所说，这个集体内部的人们通过服从这个目标获得尊严。但是集体外部的人呢？由于外部人并不服从于这个目标，所以在草泥马看来，那些外部人并没有尊严、也绝不掌握真理、甚至只是等待我们去“解救”他们的瘫痪病人。

对内对外这样的双重态度，注定了草泥马的内心深处对“国际主义”深表鄙夷；而19世纪由马克思喊出的那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也不过是草泥马在起义之前为自己惴惴不安的内心壮壮胆子。

新中国六十年，草泥马从没像今天一样强大，它对内是完全不可质疑的权威，对外则慢慢开始具有呼风唤雨、撒钱成选票的魔力……

最后还要告诉大家一件宫闱秘事——记得我在这篇文章前面说过“一切个人尊严和权利都通过草泥马的菊花变成集体主义的排泄物”不？

那些排泄物，掉到了草泥马家里不起眼的一个角落。

后来，那上面开出了一朵七彩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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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otex][b]以下是引用[i]张眼在2009/11/28 14:40:06[/i]的发言：[/b]

而且我告诉你，浙大校学生会选举方式就是代表投票制

[/quotex]

首先学究一下，我没听说过“代表投票制”这么个说法。就张眼的意思来看，他大意可能是说学生选举代表、代表投票——所谓“代表投票制”。或者我们可以将他的意思理解为最简单的代议制民主。

这里就涉及到一个代议制民主里的关键——什么是代表？他为什么能代表我？他有权代表我么？

关于浙大校学生会是否是民主选举的这一点，我已经不想再和张眼讨论下去，这只是一个常识判断而已——第一点，代表的选举一定要在广泛讨论之后的参与民主中进行，否则没有任何人能证明这个人有资格“代表”我们；第二点，选举过程（例如竞选宣言、双方辩论、投票过程、票数统计等）的公开。没有以上两点，我们这些选民只能“被代表”。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代表的存在是实行代议制的必然产物，即使是卢梭这种激进分子也“不能想象人民无休止的开大会来讨论公共事务”。也许未来技术手段足够从每个人的大脑中摄取每个人的意见、并通过比“一人一票”的统计式民主更能体现“公意”的方法来加总得出社会偏好；但是在此之前，我们还没有办法通过代议制以外的途径来实现人民统治。倘若在当今的庞大国家中试图执行直接民主，后果将是国家变得臃肿肥大、而关于公共事务事无巨细的讨论会持续到地球末日。这是不切实际的。所以无论民主原教旨主义者如何批判代议制民主是“篡权的把戏”，都无法证伪这一点——当下的大国家中，直接民主（或曰纯粹民主）在技术上无法得到执行。

代表之所以能够代表选民利益，在于选民的授权。这个授权过程是复杂的，参见美国总统大选和我上面说过的“民主”部分。代议制将公民的主要精力从对公共事务决策的选择上转移到对决策者和执行者的选择上。在我看来代议制民主和直接民主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前者以选人为目标，后者则着眼于事情的解决。代议制中，选民授予代表决策的权力，代表再接受委托、在权限之内行事。

此时代表应该做自己主观认为最好的事情、还是仅仅代理选民的意愿呢？

我偏向于由代表来自主作出决定，选民可以通过游说、示威、公开辩论等方法对代表进行影响，甚至干脆在下次选举时换掉这个让人不满意的代表，但代表本身的决策应得到委托人的尊重。这样的代表符合代议制本身的“选人”逻辑。我们鼓励公民社会的壮大，并不意味着可以将“公民”二字作为挡箭牌、以此干预那些通过合法程序做出的决策。否则这样的代议制既不能减少卢梭对于无休止的公共讨论的担忧，更无法消除从苏格拉底到托克维尔等历代思想家对多数人暴政的恐惧。

回到浙江大学的校学生会。如果硬说它是代议制，那么它只有代议制的壳、没有代议制的关键——眼神已经剥离的非常清楚——校学生会只有“代表”和“投票”，而这个“代表”本身也没有经过选民的授权；在标准意义上，学生会选举仅仅有“投票”这个过程而已，实际上跟选民没有半点关系，它在之后表现出来的傲慢和愚蠢，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2010年3月5日修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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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大家的第一反应是要民主？而不是要分权、要自治、或者更直接点——要自由？

我之所以对这句话印象深刻，是因为当大家受到权力的不公正待遇时，没有太多的闲暇去考虑解决这一问题的技术手段乃至价值标准。民主是最直接最有力的方式。在当时的情形之下，显然民主选择的结果会出现惊人的多数票统一——关于当事站长和站务组的制裁。

这就是为什么平民会迷恋民主的威力。它直接，可靠（对平民来说起码在当时情况下是可靠的），有力，民主决策具有当代政治最强的合法性。

然而在19世纪之前，民主二字还是个贬义词。法国青年托克维尔在周游美洲之后，做出了预见：民主终将在这场数百年的政治变革中取得胜利。而事实的确如此，至今，无论是极权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都极力赞扬民主，并声称自己的国家是民主国家，例如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民主作为一种制度手段，被大家讨论更多的乃是民主制度差异。现代人讲民主的时候，除了把民主作为一项制度，还会讲民主本身的价值含义——追求每个个体的自主统治——这就是现代文明世界的政治理念与两百年前的最大区别。我的意思是，关于民主自身的价值讨论曾经发生在19世纪以前，而现代政治环境下，讨论民主是否是个好东西显然有点穿越时空，我们更需要论辩的是不同的民主形式将带给我们什么。

按照公民的参与方式，民主大致可以分为直接民主和代议制民主。直接民主最早出现在古希腊的雅典城邦，公民将处理公共事务作为生活最重要的一部分。时至今日，依然很多人认为民主精神的完整体现，就是一切都由公民自己来做、不需要“代表”。萨托利将之称为“民主原教旨主义”。而代议制是一种更为复杂的制度，约翰密尔声称在现代的大国家中，实现类似雅典的抽签民主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补充代议制民主带来的民主能量的衰减。在代议制下，人民对于“事”的直接处理转变为对于“人”的直接处理，人民不再是对每一件事进行事无巨细的争吵和辩论，而仅仅对“议员”进行选择。这在民主原教旨主义者看来是无法忍受的，卢梭就激烈的抨击代议制玩了一个江湖骗术。

然而不管怎样，民主对于现代政治影响之剧烈，恐怕再没有哪个词能出其右。如开头所说，民主为当代的政治结构提供了最强烈的合法性。但是我所说的合法性，严禁的说是来自于一个有效的民主制度，这个制度不仅应该体现意见人数上，还应有效的保障少数派的利益。暴民政治是人类社会中最糟糕的状态，无论法国大革命还是文化大革命，各类暴行都残酷的披着民主的面纱践踏人类的尊严——所以需要强调的是，民主能够提供合法性，但是遵从简单多数人意见并不是民主。民主有效与否的关键，其实在于如何保护少数人的利益。

2010年3月5日修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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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识界15人——包括作家、学者和律师，2009年10月8日在互联网上公开发表《网络人权宣言》，全文如下——

《网络人权宣言》

站在人类历史长河的高岸上，我们将会看得更清楚：互联网这一新技术革命带来的社会变化和进步，对扩展中国人的自由与基本人权，无异于远古时代的铁与火、犁与轮对文明进程的影响。

我们注意到，网络公民传播的时代不可阻挡地来临。公民记者通过手机、数码相机拍摄事件，传播事实真相，已经成为时尚和新潮；网络也给公民提供出无限创意空间，通过博客、播客、网络论坛甚至是跟贴等途径，表达意见。

我们认为，关心公共事务是公民的责任，而关注网络言论自由也是网络公民的责任。网络公民合法地发表言论、报道真相，是行使公民权利，也是促进这个古老文明注入以个人幸福与基本人权为核心价值的新血液，促进全体国民的福祉，因之应该予以鼓励、善待和宽容。

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如下理念是值得肯定的：

1，互联网言论自由是公民言论自由的一部分，是人类的最基本的人权和最美好的价值之一，值得追求、珍惜、爱护。

2，每个网络公民（NETIZAN）在网络上合乎当地宪法原则和法律的发言，用文字、声音、图画、视频表达意见，应该受到保护、鼓励。

3，发表权是网络公民最基本的权利，此项发表权尤其体现在个人博客、播客，体现在论坛中。发表权不应受到超出法律范围之外的审查和干扰。持有与发表意见应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和权利。

4，编辑权应予以尊重；此项权利不应受到法律范围之外其他权力的困扰。

5，采访报道权是网络公民应有的权利之一；此项权利应受宪法的言论自由原则保护；公民行使此项权利时应该尽可能重现事实真相，避免歪曲、捏造和恶意诽谤。

6，评论权和交换意见的权利是网络公民应有的权利之一，此项权利应包含有质疑和监督的权利，含有批评和抵制的权利。

7，匿名表达权是公民言论自由的一部分，匿名是为了作者更便利地表达意见。只要匿名作者合乎宪法和法律地表达意见，此种合法权利应予以尊重。

8，网络资讯搜索权是公民表达权、知情权、监督权的一部分。一方面，合法的网页资讯不应予以屏蔽；另一方面，对事关公共领域的个人资讯的搜索权，应予以尊重和保护。

9，网络隐私权应予以尊重和保护。网络公民的真实身份与个人资讯，除非经公正透明的司法程序和被证明为必要，不得被网站予以公开。

10，合乎宪法和法律的网络信息自由流通权，应该予以尊重和保护。对违背言论自由原则的网站审查、屏蔽、封锁，应该被舆论谴责，并通过司法诉讼等程序寻求言论自由的正义。

我们呼吁，为使公民重视网络言论自由对全体国民人权与幸福的意义，应该设立网络人权日。

鉴于1911年10月10日，我们的先贤和志士浴血而起，终结了一个残暴的种族歧视王朝和漫长的帝制形式，在亚洲大地上首创了共和政体。为了追忆他们自由的热血和勇气，我们提议：每年10月10日，为中国网络人权日。

2009年10月8日

执笔人：凌沧洲

联署人：凌沧洲（北京，作家，学者，资深媒体人）

赵国君（北京，法律学者）

冉云飞（成都，作家，学者，编辑）

北风（广州，资深网络媒体人）

昝爱宗（杭州，作家，记者）

张辉（北京，学者，德先生研究所负责人）

唐吉田（北京，律师）

魏克（北京，诗人，漫画家）

江天勇（北京，律师）

金光鸿（北京，律师）

韩一村（北京，律师）

郭旭举（北京，学者）

史义军（北京，现代史学者）

巴忠巍（河南，青年维权工作者）

左樵（北京，教育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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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自杀，往往出于两种情况。一种是自杀的义务。古代贵族死后，往往要求其奴隶、妻妾为之殉葬。这样的自杀仅仅体现出被保护人对于保护人有一种无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奴隶、女人的命运和他们的主人的命运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适时的自杀甚至是一种美德，而他们也没有理由比他们的保护人活的更久。另一种是自杀的权利。尽管天主教国家对于自杀有明确的道德禁止，并且古典自由主义者声明人的生命权如原子般不可切割，但是出于自由选择的自杀以现代视角的理解，似乎并不排斥在“个人权利”的范围之外。此时的自杀作为一种人生路径的选择，成为了人的权利。

显然浙大的两个自杀者，并非出于某种殉葬义务而自杀。当代绝大部分自杀者，都是将自杀作为一种选择方式，他们在自杀与生存之间做出良久的思考，任何人都能出于自身情景的进行一场“成本——收益”的计算，尽管在局外人看来也许并不能算理智。我不能同意当时人自杀后对之进行价值裁判、对自杀行为本身“盖棺定论”，因为最后“公认”往往和死者的意图南辕北辙。董存瑞之自杀，多半出于一种自杀的义务、权利混合的状态，但是想当然的将爱国勇士的头衔戴在他头上，是一种对事实真相探索上的智力懒惰。

我之所以着重强调死者自杀的目的，是因为简单的将自杀理解成为对人生的放纵显然是以集体价值观强奸个人价值观。世界的五花八门给分门别类的社会学研究带来了巨大困难，以我的看法，自杀其实是可以作为一种人生的选择来理解。最明显的例子是安乐死。患者在忍受病痛折磨和无痛楚死亡之间进行选择，他的这一选择将直接导致他个人人生的巨大转折。我们可以视之为患者对于人生的自主选择、而非杀害一条生命。此时，自杀和继续治疗、放弃治疗享受人生、边治疗边娱乐等等各种选择并列。

如果我们放下对于自杀的歧视性偏见，仅仅将它理解成为一种路径，可能更加有利于对于重构与自杀相关的政策和评价。自杀仿佛是高考填报志愿一样，有人填报北京大学，有人填报浙江大学，有人选择继续存活，有人则选择从高处一跃而下。这样的选择本质是利己主义的，选择者将对选择负责、承担选择的后果。某人选择了自杀，并不等于他选择了逃避人生。这一偏见伴随人类历史多年，至今仍然如同幽灵一样徘徊在我们的身旁；当我们面对死者时，仍不免说一句“可惜了”——不知道我们在可惜什么？可惜他通过独立思考做出了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

浙大每年都有五六个学生自杀，今年独特之处在于死者中有一名是讲师身份。我相信这位讲师的智商并不弱于我们任何一个人，并且他的成功的求学经历也证明他在逻辑、理性、思考方面没准比我们绝大部分人还要更强一点。既然他做出了他人生中的一个重大决策——生或死，我们也应该支持并尊重他的自由意志。什么时候我们不再畏惧死亡、仅仅将自杀作为一种人生路径，我们对于生命的珍贵和死亡的深刻，才能有超过前人的更深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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