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文章是看了一篇文献后的牢骚）

每一次科技的进步，都带来知识的变化。苏格拉底痛恨书籍，因为他认为书本将使人的智慧堕落——你再不需要将每一件东西都记录在头脑中，而知识只能来自于对经验的记忆。苏格拉底并未想到，除了“对话”式的辩证法，知识还可以通过什么样的途径传播，毕竟“美德即知识”，倘若连美德都不需要去认知、讨论和记忆，那么人类还剩下什么？ 

苏格拉底式的知识论，建立在以对话基础上的思辨，他定义知识是人类最重要的美德，例如雅典城邦的公共精神、对真理的求索和对法律的尊重。这样的“知识”，迥异于现今我们将“技术”和“知识”混为一谈的习惯。“技术”让我们觉得自己对整个宇宙的探索逐渐清晰、能鲜明的感受到可知视野的扩大——然而这与苏格拉底的本意南辕北辙，苏格拉底之所以比别人聪明，就在于他清楚的知道自己其实一无所知。 

现今的科技可以将公民参与扩大到一个庞大的共同体，譬如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这一点有力的突破了古希腊城邦的缩微国家模型对于公民参与的重要性。固定电话、手机、电视、互联网，这些技术成为公民社会中最有力的表达工具。人们无需走上街头摇旗呐喊，也不必要每个月开一次公民大会——所有这些诉求表达，都可以通过科技手段，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得到满足。 

而科技带来的副产品则是，我们发现自己所知的领域越来越多。朝核谈判，哥本哈根会议，甚至在2012年之前建造诺亚方舟的可行性——这些远离肉身的问题，却可以成为我们思维的训练场。我们到底是变得更聪明还是更愚蠢了？如果让苏格拉底来判断，那么他的结论显而易见——觉得自己懂得越多，就越蠢。 

然而公民所对应的知识，并不是上述科技，而是源自古典的公民美德。这美德要求你成为自己的主人，对城邦事务负有责任。公民身份的政治和公共特性决定了公民美德和科学技术实际上毫无关系，现代语境中的“知识”只是一种对于真实知识的模糊与误读。而真实知识的范畴应当将硬技术排除在外，仅仅包括对人类生活的反思和解释。 

作为表达工具的技术手段在蓬勃的发展，但并非全部朝着加强公民表达的方向。极权政府懂得利用网络、通讯工具等一系列手段对公民进行监控、尽其所能封锁公民的一切反对意见。在那里，技术成为阻碍公民表达的第一道障碍。东德和前苏联有庞大的特务机构，负责对过境之内的所有思想进行审查和过滤，包括对政治异议分子、知识及艺术界人士和普通民众的监视与监听——这些都建立在一定科技水平之上，而无论罗马帝国皇帝还是中世纪神权都绝对做不到这一点。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技术不仅不是公民表达的必要条件，相反，还往往充当了戕害公民意见的刽子手角色。 

现代宪政民主制度下，公共话题往往需要专业知识才能进行判断，但话题的专业性，并不意味着公民本身必须学会专业知识才能做出选择。此时专家的辅助作用体现的尤为清晰，他们通过清晰通俗的语言将客观情况转述给公众，然后公众根据这些材料议事。 

我在本文中着重强调应该将“知识”和“技术”分离，原因即在于对于公民参与的关键是“知识”而非“技术”、尽管这两个概念现今被我们反复混淆以致让人难以琢磨。现今的公民参与过重的依赖于技术支持，显然本末倒置。我们在强调以技术支持公民参与的同时，绝不能忘记，公民参与的核心乃是公民表达的诉求。丧失了这样的诉求、反将技术作为公共事务参与讨论的唯一途径，则或多或少的忽略了知识的本质是什么。 

所以在公民身份尚未得到全体自我确认的时候，着墨过多于技术将带给公民表达怎样的差异化未来，显然是饿着肚子的时候考虑吃得太饱怎么办。我对于这篇无聊论文的观点也就如上文所说——有美好的憧憬固然很棒，但是人类智慧毕竟不能总是用在画饼充饥上。 

教授们还需加油，无论是美国的还是中国的。

前短时间读书效率很高，如今考试周，虽然任务不重，但是几乎没法编排计划让自己完成——甚至想到计划读书这件事，就会自己对自己说：过两天吧，不着急的。

《让历史来审判——论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罗伊.梅德韦杰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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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是无意间在网上看到的，据说已成中宣部禁书，于是速度在淘宝上拍了一本。这书的名字总是让我想起卡斯特罗那句振聋发聩的“历史将宣判我无罪”，两大本、足有1000页，拿到手上沉甸甸的，我也由此翻开斯大林其人的一段厚重历史。

这么厚的东西当然还没看完。看这书最大的感想是——最牛逼的人绝对不是那些好好先生。反倒是性格突出而尖锐、同时自私狠毒的人，最终能达到权力结构的顶端。这完全违反我以前认为只有贤人才能成功的儒教论断。

我一直以为看人物传记无非就是另一种成功学而已。一方面，能够被人写传纪念的人必然是某种意义上的成功人士；；另一方面，我很难想象在看另一个人的经历时不抱着一种“学习之”的潜意识。就像我本人看《毛泽东选集》时的几个目的分别是：了解历史；了解毛泽东；学习毛的战斗技巧。最后一个是我最看重的，我一直不愿意像毛粉一样称其为“毛泽东的斗争哲学”、这样太谄媚也太高估了，毛对于“政治”二字的理解仅仅局限于两派倾轧、甚至只有一派的时候他也得意洋洋的说“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他仅仅是传统开国国君而非一个现代文明政治下的政治家。

由于这本书太厚、还没有看完，我对斯大林还不能做一个完整的评价。但是本书作者罗伊.梅德韦杰夫却值得我们尊敬一番，因为他写作此书时正值斯大林统治时期，在那样的高压之下他独立完成这一本著作，不能不说对勇气与学术素养都有着极高要求。为何我国文革期间没有出现这样的独立历史学家？这是值得好好想一下的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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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四大卷72年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我是从一个国际政治系的师兄手中买来，才花费25块钱而已（后来我又买了3卷65年的《资本论》，也只看了一点点重要章节）。这些书买来就当作工具书翻翻而已，了解马克思是一个社会科学类学生非常应该做的事情，这样一个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决不能抛下不读。

不过惭愧得紧，买来也确实没怎么好好看，只有《gcd宣言》一节认认真真的读了。不过我建议大家如果第一次读《马恩选集》不要一上来去读《gcd宣言》，因为这部宣言显然降低了整本书的格调，在我看来无非是一部流氓宣言而已，很可笑的是里面居然会反驳“共产共妻”之类的话、并且说资本主义才是真正的共产共妻……我在想这是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开的一个冷笑话——在这样一部严肃的政治纲领之中。

另外前天在和傻逼左愤争论的时候对唯物论和辩证法进行了辩论。说实话，我对于这二者的理解仅仅相当于高中水平，辨来辨去虽然不算输，但是却自己感到羞臊——看看吧，不读书你就只能和他们一个层次！

《政治学》《政治学核心概念》海伍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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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大三时候，某一天我登上选课网，突然发现自己原来修过一门《政治学原理》——可是我居然完全没印象。想来那个时侯可能的确没怎么上过这课，但是完全没有印象也让我本人有些奇怪。

后来开始读一些政治学和政治哲学，我都忘记了自己其实根本没有政治学的基础。找余逊达老师让他推荐本政治学的入门书，他说就海伍德的这本吧。我现在只补课到第四章。

买这本《政治学》时顺便买了海伍德的另一本《政治学核心概念》。这本书纸张相当差，读起来非常不爽，基本就当作词典看了。关于概念的具体解析还不如自己去查维基百科。

《正义之前》崔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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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着对崔老师的仰慕之情才买的这本书，果然不失望，好书一本，推荐给诸位。具体的好在何处我说不上来，只是女人写的这类文章总是很易读的，这是我的经验，例如龙应台、刘瑜、崔卫平等。对政治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买这些人的书读一读。

《王小波全集（第一卷）》王小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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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的小说在高中就基本全读过了，那个时侯什么都不懂，只是觉得有趣而已。这套全集一共10本，60块而已，书的印刷质量非常棒，每本书前面都有一张藏书票，绝对值得买回家。

无甚评论，王小波最大的特点依然是有趣而不是思想。不过这就足够了。

《V字仇杀队V for Vedentta》导演: James McTei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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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承认我是个土人，这么著名的06年的片子我知道2010年才看。我想这也是我2010年看的第一部牛逼电影。豆瓣上关于这片子最火的那篇评论（《一个腰部以下的叛逆》）恕我懒得反驳，我向来支持一个国家的“丝绒”革命，同时也热烈欢迎出现一位英雄般领袖；我不相信民众的自我觉醒，也不相信多米诺骨牌会自动摊开——一切都需要一个开始，就是一位领袖和他本人的运气。

当然，这不是说我愿意将思考与决策的能力交给纳粹党人、像德国人当年那样放弃了这个民族最值得骄傲的东西。然而权威却永远是人类社会必须的一项，无论在哪个国家或哪个种族，一切最终决定都会掌握在一个人手里，也正是因为我们相信他，他才得以上位。这将涉及到一个复杂的宪政体制，却绝非不可能。在我看来，这就是最棒的体制——含有一个领导体系的宪政民主体制。

在紫金港搞读书会的时候，一个朋友问到“政府宏观调控的逻辑基础是什么”。

——政府对自身能力评价过高、妄图通过“计划”实践理性，结果却陷入了破坏理性的自设圈套。

这是哈耶克在1944年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中的回答。那一年，希腊内战爆发；《星球大战》的导演乔治卢卡斯出生；法国作家罗曼罗兰逝世；苏联发动战略大反攻、盟军在欧洲战场节节胜利。与此同时，在欧亚大陆的远东，一场战争业已进入尾声、而另一场新的战争却在慢慢酝酿……

现在让我们坐着时光穿梭机，找到1949年之前的老毛，基情四射地将这本《Road to Serfdom》（那时候大概没有汉译本）放到太祖手中，亲切的摸摸他的秃顶说：“大叔，今天你我有缘，看你骨骼清奇、天庭饱满、地阁方圆，不如我将这本《草泥马发育指南》10块钱卖给你让你拯救全人类，如何？”

“这是个什么鸟东西？草泥马是个啥？”

“草泥马乃是历代建国一个甲子后将会复活于人间的上古神兽，上除逆臣，下斩刁民，草泥马在世，天下和谐！”

之后的史实由于涉嫌国家机密、我不便外传，不过即使不说，大家也清楚的看到，从毛到胡，草泥马在六十年间变换了多次形态，而今已经成长的颇为健壮；这本《草泥马发育指南》也因流落民间，侥幸成为了合法出版物，从解剖学的角度为广大人民群众未来的杀马吃肉提供了详细的内部肌理描绘。

一、草泥马的饲料——集体主义

喂养草泥马的核心饲料是“集体主义”。集体主义在一个小圈子内为它的成员制定同一个目标、成员的个人尊严和价值来自于对这个集体目标的服从而非因为他所以为人这件事情本身。在集体主义之下，个人存在的意义变成了一架庞大机器上的螺丝钉，而个人主义所要求的一切个人尊严和权利都通过草泥马的菊花变成集体主义的排泄物。

以制定统一目标的方式，草泥马消解了个体意识。为了让每个人臣服，草泥马不仅需要向每个人解释它所制定的统一目标的正当性，还要以官方的权威解释来阐释达成这一伟大目标的手段和措施的合理性、唯一性。很多草泥马主义者信奉草泥马主义的最终目标、但是并不赞同草泥马为了达成目标的措施手段，这正是关于草泥马理论中争议最多的地方。

如果你身处人群之中，突然这群人被指定同样的目标、且这个目标天然排斥每个人自己的小九九，那么你就要考虑下，你是否将成为草泥马口中的食物渣滓？

二、草泥马的皮鞭——计划

哈耶克以单独一章的篇幅来描述计划的所谓“不可避免性”是如何荒诞不经，我们把它单独提炼出来，是因为“计划”正是草泥马对付河蟹们的最重要武器。

对整个社会生活无时无刻的“计划”是草泥马成长发育的最关键环节，也真是计划表现出草泥马在逻辑上无法自洽。他崇尚“理性”，希望通过将整个社会以“计划”的方式像收拾屋子一样收拾的井井有条。于是一切叛逆的、不和谐的声音都被强行收声，而在老一代刺儿头死后，草泥马开始用官方唯一正确的意识形态教导小草泥马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放弃个性服从集体，草泥马的生存是所有人存在的唯一价值……但它忘记了，“理性”的并非来自于计划，理性意味着通过辩论、探讨和商议解决问题，代表着不同利益发出自己的声音，它是寻找真理的唯一途径，而真理却恰恰不是通过“计划”寻觅到的。草泥马的基因中自始至终存在着这个癌变的因子，这不能封闭的逻辑中，沉吟着草泥马死亡的悲歌。

三、草泥马的伪装——经济控制

在马克思的逻辑中，大规模生产的有利条件必然导致竞争的消灭。我们引用高中历史书政治书中最常用的那个词来形容马克思——历史局限性！马克思的思维一直停留在大工业生产初期，在他的印象中，工人们由于大机器的日益发达而失业、男人相对于妇女儿童的竞争优势也消失殆尽，工人仅仅能获得刚好维持生存的可怜薪金，这已被时间证明是无稽之谈；而他认为大规模低成本导致垄断、进而竞争消失的想法也早被经济学击破。

草泥马在晚年往往身体健壮、却更为狡诈，它不再用传统极权主义的手段控制一切，而是用威权主义的姿态俯视市场。哈耶克说，对经济的控制就会导致由政府选择一些人获得利益、另一些人丧失利益，正因为他们的收入遭受人为的控制而不是非人为的影响，他们心里会感到更加不公，并且他们对于购买市场上物品的选择也间接的被政府控制。补贴一个行业，意味着这个行业与其他行业想必存在着不公，而这种不公并不是来自于正常的竞争制度，而是来源于政府对于两种利益团体的价值排序——但凡涉及至此，该政府的极权主义倾向也就表露出来。

以哈耶克这种苛刻的标准，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不身怀极权主义的孽种——悲惨的是，我相信这也正是事实。（广告：这里推荐一部电影《浪潮Die Welle》http://www.douban.com/subject/2297265/）

四、草泥马的雄心——国际主义

社会主义只有在写成理论的时候才是国际主义的，在具体实践的任何过程中，它都是狭隘而封闭的。

1847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下了《共产党宣言》这个东西。这片宣言的最后一句话耳熟能详：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恕我偷懒，对于为什么全世界无产者不可能联系起来的原因，叶子风同学已经在他对于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的一片评论中做过令人印象深刻的阐释（http://www.douban.com/review/2060149/）。由于这个技术上的致命缺陷，我们只能客气的说一句，社会主义在“理论”上是国际主义的；实际即便是理论，它也不可能是国际主义的。

任何一个草泥马肆虐的国度，都将自己封闭起来、为全体人民订立一个远大唯一的目标。如上文所说，这个集体内部的人们通过服从这个目标获得尊严。但是集体外部的人呢？由于外部人并不服从于这个目标，所以在草泥马看来，那些外部人并没有尊严、也绝不掌握真理、甚至只是等待我们去“解救”他们的瘫痪病人。

对内对外这样的双重态度，注定了草泥马的内心深处对“国际主义”深表鄙夷；而19世纪由马克思喊出的那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也不过是草泥马在起义之前为自己惴惴不安的内心壮壮胆子。

新中国六十年，草泥马从没像今天一样强大，它对内是完全不可质疑的权威，对外则慢慢开始具有呼风唤雨、撒钱成选票的魔力……

最后还要告诉大家一件宫闱秘事——记得我在这篇文章前面说过“一切个人尊严和权利都通过草泥马的菊花变成集体主义的排泄物”不？

那些排泄物，掉到了草泥马家里不起眼的一个角落。

后来，那上面开出了一朵七彩的花。

第三个概念往往被误解，这个概念就是“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几乎是最常被误解的一种自然权利，它的边界很模糊；言论自由和言论伤害的鉴别也是一件有技术难度的事情。你很难将对一个人的评价和对一个人的攻击区分开；但是在习惯上，对于那些针对政府和统治者的言论，无论多么刻薄或凶狠，都应尽量避免对发言者治罪。这既是政府应有的包容姿态，也是对于持不同政见者的保护——事实上，那些被认为“妄图颠覆国家”而遭受刑罚的人，往往只不过是些说真话的人。

密尔在对言论自由进行阐述的时候，提出了言论自由的最重要意义——言论自由之于真理，相当于钥匙之于保险柜内的金条。无论一种言论是对还是错，我们都不应该强制它消失，因为如果它是对的，那么我们压制它就等于压制真理；如果它是错的，那么我们失去的对于真理判断训练的损失也大于我们自以为是的收获。密尔认为，言论自由是寻找真理必要条件，无论它正确与否，压制它对我们都没有好处。我们也绝不是永远正确。

密尔从功利主义的视角论述了言论自由作为工具性的存在对我们是必要的：因为它对我们有好处，所以它应该受到保护。但是同时我们如果仅仅将言论自由作为人类的一种自然权利来看待，人类也同样应该保护自身的言论自由。因为言论自由最基本的功能是令一个人表明他自己的观点，每个人表达自己的观点就如同每个人拥有财产权一样，只是一个是精神上的，一个是财产上的。

言论自由容易被误读，浙大学生们在论坛上抬杠般的讨论时，往往到最后甩出一句“这是我的言论自由”，则这场讨论戛然而止。此时“言论自由”就成为了“言论放任自由”。显然，如同其他自由一样，我们应该给言论自由设置一个范围。

“某个人长得难看，所以他逛街就是对我的利益的侵害。”这显然是荒谬的。但是如果换个主题，也许大家会觉得这种状态是成立的。例如“由于我们绝大多数人对于他的观点有普遍反感，所以将禁止他的发言”。这也是错的。作为独立个体，我们的确有拒绝听取某人意见的权利，但是我们并没有禁止他实行某种活动的权利（例如丑八怪上街、讨厌鬼发言）。同样是密尔（密尔是自由主义的祖师爷，薄薄的《论自由》几乎囊括了自由主义的奥义，多次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他为我们定义了一个概念——“以权利为基础的利益”。在这个概念之下，我们基本能够协调彼此言论自由的界限。

举2个例子。①丑八怪上街也许让你很不爽，但是他上街的自由是基于他个体活动自由的权利，所以你不能剥夺；但是如果这个丑八怪跑到你家里去恶心你，那么你就可以阻止他，因为此时你不愿意看到他则是基于你位于自己产权房屋内行动自由的权利。②人身攻击显然是要被禁止的。但是眼神、leaf等人的发言则不能被禁止，因为他们的言论自由是基于他们的发言权利。你不能因为“不想看到他们”就否定了他们基于发言权利的利益。

至此我们发现，古典自由主义者密尔对于自由的定义是依据“伤害原则”（即你的自由就是不能伤害别人的自由）；而对于言论自由的定义则是“以权利为基础的利益”。看似有差异，其实是相同的。而之所以两者的阐述方式不同，则是因为言论的划定要比单纯某种行为的划定困难得多、也更具有迷惑性。这也是我们常常误读“言论自由”的原因之一。

我同意密尔及后世诸多学者的观点：言论自由是人类寻求真理的钥匙。政府不能够禁止任何一种言论，而公民也不能够将判断言论正误的权力（而非权利）交给政府。我向那些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敢于说真话的人致敬，因为他们是真正寻求真理的人。弥尔顿在《论出版自由》中激情澎湃的说，“责罚一种智慧就将增加它的威信。禁止一种写作，就会让人认为它是一种真理的火花，正好飞在一个想要熄灭这种真理的人的脸上”。也许这就是对我们现今最大的鼓励和安慰。

 [quotex][b]以下是引用[i]张眼在2009/11/28 14:40:06[/i]的发言：[/b]

而且我告诉你，浙大校学生会选举方式就是代表投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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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学究一下，我没听说过“代表投票制”这么个说法。就张眼的意思来看，他大意可能是说学生选举代表、代表投票——所谓“代表投票制”。或者我们可以将他的意思理解为最简单的代议制民主。

这里就涉及到一个代议制民主里的关键——什么是代表？他为什么能代表我？他有权代表我么？

关于浙大校学生会是否是民主选举的这一点，我已经不想再和张眼讨论下去，这只是一个常识判断而已——第一点，代表的选举一定要在广泛讨论之后的参与民主中进行，否则没有任何人能证明这个人有资格“代表”我们；第二点，选举过程（例如竞选宣言、双方辩论、投票过程、票数统计等）的公开。没有以上两点，我们这些选民只能“被代表”。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代表的存在是实行代议制的必然产物，即使是卢梭这种激进分子也“不能想象人民无休止的开大会来讨论公共事务”。也许未来技术手段足够从每个人的大脑中摄取每个人的意见、并通过比“一人一票”的统计式民主更能体现“公意”的方法来加总得出社会偏好；但是在此之前，我们还没有办法通过代议制以外的途径来实现人民统治。倘若在当今的庞大国家中试图执行直接民主，后果将是国家变得臃肿肥大、而关于公共事务事无巨细的讨论会持续到地球末日。这是不切实际的。所以无论民主原教旨主义者如何批判代议制民主是“篡权的把戏”，都无法证伪这一点——当下的大国家中，直接民主（或曰纯粹民主）在技术上无法得到执行。

代表之所以能够代表选民利益，在于选民的授权。这个授权过程是复杂的，参见美国总统大选和我上面说过的“民主”部分。代议制将公民的主要精力从对公共事务决策的选择上转移到对决策者和执行者的选择上。在我看来代议制民主和直接民主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前者以选人为目标，后者则着眼于事情的解决。代议制中，选民授予代表决策的权力，代表再接受委托、在权限之内行事。

此时代表应该做自己主观认为最好的事情、还是仅仅代理选民的意愿呢？

我偏向于由代表来自主作出决定，选民可以通过游说、示威、公开辩论等方法对代表进行影响，甚至干脆在下次选举时换掉这个让人不满意的代表，但代表本身的决策应得到委托人的尊重。这样的代表符合代议制本身的“选人”逻辑。我们鼓励公民社会的壮大，并不意味着可以将“公民”二字作为挡箭牌、以此干预那些通过合法程序做出的决策。否则这样的代议制既不能减少卢梭对于无休止的公共讨论的担忧，更无法消除从苏格拉底到托克维尔等历代思想家对多数人暴政的恐惧。

回到浙江大学的校学生会。如果硬说它是代议制，那么它只有代议制的壳、没有代议制的关键——眼神已经剥离的非常清楚——校学生会只有“代表”和“投票”，而这个“代表”本身也没有经过选民的授权；在标准意义上，学生会选举仅仅有“投票”这个过程而已，实际上跟选民没有半点关系，它在之后表现出来的傲慢和愚蠢，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2010年3月5日修改稿

“站长门”事件里，我印象最深的一个帖子其实是校园信息一个极为简单的贴，大概只有一句话——我们要民主！

为什么大家的第一反应是要民主？而不是要分权、要自治、或者更直接点——要自由？

我之所以对这句话印象深刻，是因为当大家受到权力的不公正待遇时，没有太多的闲暇去考虑解决这一问题的技术手段乃至价值标准。民主是最直接最有力的方式。在当时的情形之下，显然民主选择的结果会出现惊人的多数票统一——关于当事站长和站务组的制裁。

这就是为什么平民会迷恋民主的威力。它直接，可靠（对平民来说起码在当时情况下是可靠的），有力，民主决策具有当代政治最强的合法性。

然而在19世纪之前，民主二字还是个贬义词。法国青年托克维尔在周游美洲之后，做出了预见：民主终将在这场数百年的政治变革中取得胜利。而事实的确如此，至今，无论是极权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都极力赞扬民主，并声称自己的国家是民主国家，例如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民主作为一种制度手段，被大家讨论更多的乃是民主制度差异。现代人讲民主的时候，除了把民主作为一项制度，还会讲民主本身的价值含义——追求每个个体的自主统治——这就是现代文明世界的政治理念与两百年前的最大区别。我的意思是，关于民主自身的价值讨论曾经发生在19世纪以前，而现代政治环境下，讨论民主是否是个好东西显然有点穿越时空，我们更需要论辩的是不同的民主形式将带给我们什么。

按照公民的参与方式，民主大致可以分为直接民主和代议制民主。直接民主最早出现在古希腊的雅典城邦，公民将处理公共事务作为生活最重要的一部分。时至今日，依然很多人认为民主精神的完整体现，就是一切都由公民自己来做、不需要“代表”。萨托利将之称为“民主原教旨主义”。而代议制是一种更为复杂的制度，约翰密尔声称在现代的大国家中，实现类似雅典的抽签民主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补充代议制民主带来的民主能量的衰减。在代议制下，人民对于“事”的直接处理转变为对于“人”的直接处理，人民不再是对每一件事进行事无巨细的争吵和辩论，而仅仅对“议员”进行选择。这在民主原教旨主义者看来是无法忍受的，卢梭就激烈的抨击代议制玩了一个江湖骗术。

然而不管怎样，民主对于现代政治影响之剧烈，恐怕再没有哪个词能出其右。如开头所说，民主为当代的政治结构提供了最强烈的合法性。但是我所说的合法性，严禁的说是来自于一个有效的民主制度，这个制度不仅应该体现意见人数上，还应有效的保障少数派的利益。暴民政治是人类社会中最糟糕的状态，无论法国大革命还是文化大革命，各类暴行都残酷的披着民主的面纱践踏人类的尊严——所以需要强调的是，民主能够提供合法性，但是遵从简单多数人意见并不是民主。民主有效与否的关键，其实在于如何保护少数人的利益。

2010年3月5日修改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