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字来源于我在cc98和同学的经济学闲话，虽然只是微观经济学的基础知识，但是依旧非常值得深入讨论）

非也，即便是那样，依旧不应该打击

首先讨论刚性需求。
没有什么商品是刚性需求的，我也没见到过什么刚性需求。所谓刚性需求，只是需求弹性比较小而已，但不代表刚性就是没有弹性。你不愿意放弃某个商品，无非是因为你需要付出的成本还不够大而已。火车票同样如此，大家切莫把火车票看做特殊商品，它只是市场上最最普通不过的一种商品而已。

黄牛（假设这是一个具体的人，他姓黄名牛）现在是在倒买倒卖，为市场提供流动性和“火车票价格歧视”。若干年后，他发家致富买下了整个中国铁路。于是他成为了火车票市场的垄断者。

在完全竞争市场中，每个人（买家和卖家）都有自己的保留价格，即买家可以接受的最高价格和卖家可以接受的最低价格。如果火车票市场是可竞价的，那么保留价格为300块的富人就首先买到票，然后商家会降价，那么保留价格为290块的次富人会第二个得到火车票……以此类推，直到达到商家的保留价格。

这是自由市场的情况，下面来看垄断市场的情况。
（要做个说明，我下面提到的垄断市场即是差别垄断，不存在价格限制，垄断者可以任意定价）
要注意的是，即使在垄断市场中，垄断者还要受到市场规律的制约，例如我不会画3000块买一根冰棍，因为我作为消费者的保留价格是3块钱。同理，为了让票卖出去、自己尽可能多的赚钱，垄断者一定会进行差别定价、也就是价格歧视，他的最高定价就是消费者中的最高保留价格。于是保留价格为300块的富人就首先买到票，然后商家会降价，那么保留价格为290块的次富人会第二个得到火车票……以此类推，直到垄断者的利润达到最大。

把自由竞争市场和差别垄断市场进行对比，结果怎么样？
二者的结果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即便黄牛这个人成为了垄断者。只要不对黄牛进行限价之类的要求、允许他自主对火车票进行定价，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同样高效率的市场。

但是难道差别垄断市场和自由竞争市场没有区别了么？我们难道要在这两个市场中做随机的选择么？
当然不是，在差别垄断市场中，买家的地位是低于自由竞争市场的。所以我们放弃差别垄断，发展自由竞争。但究其结果来说，二者毫无差比。

最坏的情况是——对垄断者进行限价。
貌似公平优先，其实是同时放弃了公平和效率。

我们现在就处于这种傻逼状态之中。

问题一：恐怖分子在某地安放了毁灭整个地球的炸弹，但是国际武装力量到达该地必须经过一条高速公路，而这条高速公路的正中间有一个坚决不拆迁的钉子户，并宣誓他的生命与他的财产同在、他将誓死捍卫自己的房子。我们是否应该杀死他、拆除他的房屋、使得部队通行、拯救世界？

讨论这个问题，将无可避免的推出我们习以为常的功利主义比较方法，边沁可计量的“快乐痛苦统计法”。这是一道很简单的选择题，一边是全球六十亿人的生命和全部财产，另一边是一个钉子户的一幢房子。似乎只要是理性的人，当然要选择六十亿人的生命、财产，放弃钉子户的那幢不合时宜出现的房子。在地球毁灭这个背景之下，再来谈论个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一件迂腐而愚蠢的事情。

这种比较无论是从质还是从量上来说，天平两边都相差悬殊。我们做出选择时，情不自禁的倾向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是“理性”的比较。可是以此为“理性”，我们将推断出一系列荒谬的结论——例如，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散尽全部身外之物、拯救更多非洲难民于生死边缘，但我们并没有这么做，显然我们并没有遵循“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因此我们的不作为是不道德的。

当6000000000人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我们将自然放弃其中1个人，以牺牲他作为代价，换取其他5999999999人的生存，那么当这5999999999人再次受到相同威胁时，我们会再次牺牲一个人、保全剩下的5999999998人……以此类推，当世界只剩下3个人，我们依然会牺牲一个人、保全另外两个。但是当只有两个人的时候呢？显然，这个时候只有丛林法则，谁更强大、谁就生存。这一套逻辑推论下来没有漏洞，却得出了一个恐怖的多数人残暴统治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少部分人被当做生存的手段，无论是牺牲掉还是被吃掉，都是一样的——他们没有权利可言，他们死于“一人一票”的多数人“民主”。

那么在这个危急时刻，我们到底应该如何选择？当我们面对这样一个困境的时候，每个人都变成了上帝，我们在这场思想实验中扮演上帝的角色。价值和生命到底哪个更重要？归根结底，就是我们是否要为了生存而突破底线价值？如果说生存也是一种价值，那么这种价值和别的价值有没有高下之分呢？

问题二：人，是否有选择成为奴隶的自由？

这个问题和上面那个问题一起、困扰了我很久很久，都是苏振华的课上讨论过的，我却始终没有得出自己满意的答案。苏振华的解答是：权利是一致的，人当然有选择成为奴隶的自由，但是前提是当他不想做奴隶的时候，他也有拒绝继续做努力的自由。我对这个回答一直不满意，虽然自己也无法找出更合适的解答。

其实苏振华的回答是一个伪答案。问题中的“奴隶”的含义，就是无法再进行选择、没有权利、被人奴役的人，而苏振华有意无意的改变了“奴隶”的含义。他回答中所说的“有权利拒绝继续做奴隶的奴隶”，实际上已经不再是问题中严格限定的“奴隶”。因此这个答案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的解决，可以寻求古典自由主义大师密尔对于“自由”的理解。密尔提示我们，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完整一体，在我们讨论是否能够“切割”自由的时候，我们已经触犯了自由的边界——事实上个人主义的自由本身既不可分割、也不可转移、更不可放弃。关于奴隶的这个问题本身，也是一个伪命题，一个人是无法自愿成为奴隶，因为这首先违背了我们对于人性趋利避害的基础理解，然后也违反了自由的概念和边界。当一个人成为奴隶，他显然已经无法再谈论自由和权利。而在他成为奴隶之前，自由并不能给予他放弃自由的“权力”（这里用权力这个词以区分权利）。

一、政党的目的。现代政治的目的。

首先确定我们的论题范围。在这片文章中，所要讨论的“政党”，仅仅局限于民主政体下的多党，而20世纪以来的苏联GCD、德国纳粹党、中国GCD等，均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专政政党之所以没有什么好讨论的，在于他们具有大同小异的严密结构、意识形态、控制方法，并且也不再成为世界政坛的主流。以务实而规范的观点来叙述我的观点，将是这篇文章的主要叙述方法。

在自由的政治环境中，人们具有结社、发表政治观点、竞选主持公权力的权利。具备相同或相似意识形态、利益主张的人们结为政党，并且其中一部分人成为了职业政客。政党的最终目的都是取得政权，我们可以近似的理解政党为自由市场中的企业，企业的目标是取得市场的支配地位（如果没有竞争者，所有企业都恨不得一夜之间成为行业垄断者），同样政党也是以获取权力、支配国家政策作为目标。只是企业向市场提供的是可盈利的产品和服务，而政党一旦当选，则向整个社会提供源源不断的意识形态、并通过政府传达意志和生产符合该党心意的公共产品。

可以说，政党并非是善良的，就像任何企业都不是慈善机构一样，没有人是纯粹的利他主义者。这一点在亚当斯密的年代就被先哲早早解释出来，我们同样认为在政治领域不存在圣人、每个人首先考虑的都是自己的利益。古人在放弃了寻找哲学王后，转向另一个极端，认为即便是一国之君，也要努力将狮子和狐狸的品质合二为一，成为一个伟大的骗子和伪君子，以此维护自己的地位①。

一个政治制度之所以被褒奖为“好”的，是因为该政体本身的设计能通过封闭循环的制度，将人们的个人主义导向公共服务的增益。需要注意的是，这样的政体本身并不排斥反对功利主义。罗尔斯认为，“（古典的）功利主义观点的突出特征是，它直接涉及一个人怎样在不同的时间里分配他的满足，但除此之外，就不再关心（除了间接地）满足的总量怎样在个人之间进行分配”。在自由主义眼中，这种威胁一方面来自政府，另一方面也来自他人。③此即舍勒所谑称的惧怕被竞争对手欺骗的“市民德性”——“人对人的原则上的不信任态度”。④而恰恰是这样的不信任，在经历了共和宪政的过滤后，成为了保障公民利益的有力工具。

我们绝对不能以人的自私心为耻，也绝不能抱着泯灭私心的态度进行政治运动。在各国宪法中都以宪政自居的当代，再认为政治家或政客应该是善良而睿智的，显然是一种思想退化，这既不必要，也不可能。政治的目的就在于让争夺利益的双方放弃丛林法则，走到谈判桌前，互相讨价还价、进行妥协。在这一目的背后的政治，是充满了宽容和尊重的自由主义精神。

然而并非一个完善的体制就能解决所有问题，更何况我们所看到的体制还远不能算完善。政党取得了国家政权后，必然以某种方法履行自己的承诺，期间将不可避免的出现利益的输送。

二、政党的责任

人非至善的天使，至善就不需要政府；人也不是至恶的禽兽，至恶也就无法形成政府。政府作为必要的恶，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保证所有公民的利益，否则人们根本不需要通过让渡权利的方式组建一个侵犯自己的立维坦。

而政党的目的则在于自己的利益。如何协调政府和政党目标的不协调？我在这里引入公共责任的概念。笼统的说，公共责任是针对政府而非政党的，但在现实生活中，政府仅仅作为行政的工具而存在，在政党角逐中，我们也往往看到的是多党关于价值的争辩，绝少听到某党以自己是高效率的作为竞选口号。于是政府对于公共责任的义务，实质上落到了政党的肩上。

执政党于行政部门，就像大脑之于身体，它既负责形而上的价值判断，又用行政命令将它的价值付之国家政策。取得了政权的政党，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它拥有强制力的权威，另一方面，它和其他所有市场中的主体一样，是一个经济人，不可避免的存在自利动机⑤”。当奥巴马反复督促美国两院通过救市法案时，我们不能以为民主党就是拯救经济的救世主。一方面，我们并不相信科学家、工程师能够承担起公共责任，另一方面，在公民意识的深处，我们本能的对政党提出的政策进行怀疑。

政权的选举更替，促使政党在提出政策时必须考虑选民利益——这其中大有文章可作，选民不是专家，选民需要的是立竿见影的效果。而政党本身同样对速效政策有天然的偏爱。这就是为什么美国1929年大萧条后凯恩斯主义大行其道、成为官方经济学的原因。倘若一项全民支持的、立竿见影的政策摆在执政党面前，那么该党是没有理由拒绝这样一个太高自身权威、扩大政府控制能力的方案的。

政党的责任并不是制定正确的政策，政党并不全知全能，我们也不能以政策的结果评判政党是否尽责。这是一个需要反复强调的误区。如同我们对待政府的中立偏右的态度一样，政党的存在并不是目的，而是手段，这手段所要保障的价值乃是政党的责任。从自由推导出来的民主、平等，这些是政党真正的责任。或许看起来有些滑稽，然而我们的确需要自私自利的政党，来保障我们最崇高的价值。

三、政党和国家的关系

政党的责任是保障自由的价值，换言之，在国家的体制内，政党政治是宪政的一部分。“控制国家或政府权力”是宪政一词较为原始的含义。从这种最粗糙的定义开始，多党竞争下的自由主义政党政治，就始终是限制国家权力的手段。萨托利曾经断言：“无论过去和现在，宪政制度事实上就是自由主义制度，可以说自由主义政治就是宪政。”⑥哈耶克也曾说：“剥离掉一切表皮以后，自由主义就是宪政。”⑦

为了避免某个团体长久把持国家权力、形成专政和独裁，一个有效的手段就是以民主的方式让公权力掌握者“竞争上岗”。在这一思路下，又包含了妥协、协商、民主的概念，不同的意识形态组成不同的政治团体。现在，政党与国家的关系，不再是手段和目的的关系，人们也不大记得政党更替仅仅作为一种使公权力定期流转的方式而存在的初衷。有时候政党竞争这个事实本身，就被当做了价值来进行讨论。尤其在中国大陆的政治环境中，谈及民主政治，就必然涉及多党制。其实大可不必如此神经紧张。就像权力制衡一样，政党的存在，只是一种手段，倘若有更合适的技术手段，我们完全可以放弃多党、放弃代议制。

参考文献：

① 马基雅维利；《君主论》，张志伟，梁辰，李秋零译；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

② 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③ 张凤阳等；《政治哲学关键词》，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109页

④ 舍勒；《价值的颠覆》，曹卫东等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

⑤ 张凤阳等；《政治哲学关键词》，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199页

⑥ 萨托利；《民主新论》，冯克立、阎克文译，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348页

⑦ 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邓正来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243页

世界上从来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午餐奔波、哪里会“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个道理在亚当斯密的年代就已经被解释出来，“看不见的手”调配着市场上的资源和价格，环环相扣，密不可分，到头来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

可是偏偏有些人不明白这么浅显的道理——每个人都在挖空心思争取自己的利益，但同时也不自觉的扩大了市场总体的福利水平。

举个例子，黄牛票。

上周五和女朋友去上海大舞台看陈绮贞演唱会，开场之前舞台外面很多都收演唱会门票的黄牛党，见到年轻人路过就拿着几张票跑过来说“要票么今天晚上的”，更有专业者，在我们说清不需要门票后还塞给我们一张印着“票务代理”的名片，号称什么票都能搞到，要买票就找他。当时场内480的票，场外只需200元即可买到；两张分别票面价格1000元的票，现在只要每张500。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当然，这中间有些不是黄牛，而是骗子，拿着假票忽悠人。这种人不是我们要讨论的，今天只谈黄牛，不谈骗子。

政府向来是很讨厌这种黄牛党的，对火车票黄牛的惩治力度就可以看出来；甚至有些得了便宜的人，居然也厌恶黄牛，这令我很奇怪：黄牛分明就是一种灵活配置资源的途径，不仅黄牛自己得利，黄牛的顾客实际上也是获利的，为什么我们要禁止、制裁黄牛？

需知交易的本质就是“双赢”。作为交易的双方，首先在地位上平等、在意志上自由，通过自愿的原则在市场上自由配对、讨价还价以致达成交易。为什么我会花一块钱买2个馒头？因为我觉得我对馒头的需求是大于这1快钱的，换句话说我觉得这2个馒头物有所值；为什么商家会以5毛一个馒头的价格卖给我？因为5毛钱的价格首先大于商家的成本、并且在市场上趋向于均衡价格。顾客和商家对于价格判断的标准是不一样的，但是成交的最基本的前提就是——这个交易是对我有利的，否则我会自愿放弃交易。

黄牛票也是这样。黄牛经常通过一些隐蔽的途径拿到票，例如演出方送给关系单位的赠票等等，往往这些关系单位是不能随便将这些票转手卖出的，一方面因为两个单位之间的面子问题，另一方面就是交易成本问题。于是黄牛出现了。黄牛大量的收购这些来自特殊渠道的票，极大的降低了这些票重新返回市场的交易成本，同时黄牛自己也能得到较大的折扣，以便于自己向外贩卖时即便打些折扣依然能够获利。而作为消费者的我们，看到同样的票，黄牛手中的票要比正常价格低50%甚至更多，岂有不买之理？这样对多方都有好处的事情，自然不应该禁止、反倒应该大大提倡。

反过来，如果票源紧张，很多人都买不到票，如果没有黄牛，那么你永远也不可能买到票，即使出再高的价格，依然一票难求。此时黄牛的身份，相当于市场的润滑剂，一方面将仅存的票兜售出去，一方面又以价格歧视（涨价）的方法将能承担更高价格的潜在客户甄别出来、让资源得到最优的配置，不仅自己获利，同时买家也得到了自己需求的票。

写到这里，我想到了一个词。这个词在中国从来就是贬义的、不顾民生、自私自利的。炒家。

炒家的作用，其实和黄牛是相同的。我们总是唠叨着索罗斯带着自己的对冲基金是如何狙击港币和香港股市的、索罗斯们搞坏了东南亚金融和今天的美国华尔街，但我们似乎忘记了索罗斯们的行为并没有触犯法律和法规，他们所做的只是对自己的财产做出自由的处理。市场的转坏并不是他们造成的，他们只是预言者。我们将罪责放到他们身上，无异于愚蠢的国王将报告战争失败消息的信使杀死。炒家之所以是炒家，就因为他们的眼光更远，他们知道把自己的资本放到什么地方能够获利更多。我们甚至应该尊敬的称这些炒家为先知，因为他们的确看到了我们看不到的东西。

我们的国家曾经将“投机倒把”作为一项刑事罪名，曾有妇女因为交换了几个鸡蛋而被判处死刑。这样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和现代化格格不入的现象，恐怕很难再出现了，但我们的思维模式依然如此。其实火车站的利益并不会因为黄牛的存在而减少，旅客的福利也不会因为黄牛的出现而降低。我们为什么要怪罪这些善良的炒家呢？

大学的图书馆和自习室里，座位一直是短缺的资源。下面我要探讨的，大致是以下三个问题：1，大学图书馆的座位为什么是短缺的？2，座位在什么时候是不短缺的？3，怎么解决座位短缺的情况？

老话重提——经济学是一门选择科学，是研究如何将稀缺资源进行合理分配的科学。当我们在探讨如何解决资源稀缺的时候，如果你回答出“扩大资源的开采”之类的答案，这是文不对题。资源就这么多，我们要如何分配？分配的方式才是最重要的。“扩大资源开采”当然能缓解短缺，但是已经不再是经济学的讨论范畴。

好了，圈定了讨论范围，下面可以放心的进行论述。

在供给是有限的前提下，分配任何一样商品，都要慎重考虑其价格。因为这价格对于潜在的买家而言，就是他得到该资源的“成本”。假设我们在人流熙熙攘攘的大街上免费分发雪碧，那么可以想见无论我们拿来多少雪碧，最终都会被一抢而空，即使不想喝雪碧的人，看到免费的雪碧，也会上前索取，这样就导致雪碧的无限短缺状态。原因是什么？定价过低。过低的价格使资源的潜在购买者付出的成本几近于零，那么按照价格定律，必然导致需求的爆炸增长，资源短缺也就是预期中的事情了。

那么我们得出一个结论：低价会导致短缺。这是定价过低时需求曲线的必然结果。初始的需求已经不重要，只要价格足够低，就一定会导致短缺。这就是张五常提出的租值耗散，当定价过低时，租值必然会耗散成各种货币、非货币形态，例如排队的时间、早起的成本等等。

图书馆的座位也是这样。作为大学中最重要的免费资源，图书馆的座位一向是短缺的，是座位的免费性和浙大人数众多这两个因素共同产生的结果。为什么会形成座位短缺？原因很明显，占领一个座位所付出的价格、也可以说需要付出的成本实在太低。

在我们明白了座位短缺的原因后，可以同理推导出为什么每天早上8点图书馆刚开门的时候座位并不稀缺。因为想在8点钟图书馆开门的时候进入占座的成本是相对提高了的，就是你要早起。我自己的作息基本上是9点钟起床，可能是比较懒惰的，但是在浙大里面除了学霸，很少有人能坚持在6、7点钟之间爬起来。这就为早上去占座提高了门槛、增加了机会成本，原本睡觉的时间和享受，现在只能放弃、去换取在座位不稀缺的时间抢占座位的机会。而随着时间慢慢向后推移，这种成本也逐渐降低，一般9点过后，图书馆就基本没有空座了。原因显而易见——此时，又回到了低价格、高需求的资源短缺状态。

每天，我们的图书馆都在循环着这一套供需调整的经济规律。掌握了其中的规律，对我们顺利的在图书馆找到座位是有帮助的。：）

解决短缺的办法是什么？可千万不要像我在文章开头说的那样，回答什么“增加座位”之类的答案。这样的答案，于经济学来讲没有意义，具体我已经讲过了。座位短缺是因为定价过低，所以解决短缺的所有方法，都必须以提高定价为目标，也只有这样，才能解决短缺的现状。当然，我不是说要图书馆座位开始收费，但是可以通过必要的手段来提高占领图书馆座位的成本。例如图书管理员定期清理空座、施行座位实名制之类，一定要指向提高座位的定价、增加抢占座位资源的成本这个大方向。这种方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短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