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亚秋聊天，聊到这么几个问题：我们现在的腐败是否更严重，道德是否更败坏，年轻人们是否更进步。扫兴的是，亚秋约了朋友去吃饭，一两个小时之后我早就睡觉了，明天还要早起。趁现在赶紧写下来。

插播一条消息：这个博客的域名和空间在1月5日就到期了，结果我拖拖拉拉半个月，到今天才解决，中间有两三篇文章没有及时写下，自己也忘记了，很可惜。感谢著名主机分销商胡某某（不说全名你也知道是谁啦），冒风险接下了我的博客，非常感激。感谢Godaddy，感谢Wordpress。

三个问题并列（腐败、道德、年轻人），其实解读一个，就满盘清晰，因为原理和逻辑是完全相同的。最容易理解的，就是腐败问题。

正如哈耶克对共产党体系作出的准确判断，这是一个逆向淘汰的制度，劣币之于良币有绝对的胜算。首先我们应当确定的是，腐败自始至终就从未在这个体制中消亡过。改革开放为腐败提供了权力变现的捷径。如果说计划经济为腐败提供有限而隐蔽的途径（例如一个熟络的销售员朋友可以为你割一块最肥最鲜的猪肉），那么改革开放后的准自由市场则让腐败通过市场、随着货币和公权力蔓延到社会全领域。

权贵资本主义形成了一种中国特色的腐败形式。首先，市场被人为切割成两部分（自由开放的商品市场，和管制封闭的要素市场），权力在要素市场（矿产、土地）中获取独大地位并禁止旁人涉足，通过要素价值的市场化就为自己囤积了巨量财富；其次，向商品市场收取对应的租金，以货币形式取得更多的利益输血。这就是我们当今腐败的两条线索。

所以，腐败从来没什么变化，只是随着体制变异产生了不同的外表。你说腐败更严重吗？我说它不过是用金钱掩盖了赤裸裸的权力。你说腐败更少吗？恐怕更多的人会反对这一观点。所以我认为腐败是不变的，质与量都变化不大。

以此来看，道德有同样的制度原因。

今天我和亚秋聊天时，重点说到现在的道德绝不比过去更糟糕，甚至可能比过去更好一点。那些看似不道德的行为，其实是理性人的自保策略。我在大理曾经看到一个倒在马路中间的老头子，但确实不敢上去赴起来，于是走开。深以为愧。

如果把策略性的自保当做“不道德”，就有点太苛刻了。例如文革巅峰时期的告密者们，若是为了自保而出卖他人，我认为虽然道德有亏、但可以理解（那些以此邀功请赏的人当然不在此列）。

至于年轻人是否进步，我的答案是肯定的。就像今天有亚秋这样有见识和有深度的年轻人，放在八九时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这一点给了我无比坚强的乐观。

我琢磨了一段时间，为啥亚秋用那么多笔墨写男性荷尔蒙对体制转型的影响。转型是一个系统工程，影响因素数不胜数，荷尔蒙恐怕也是其中一个，但应该不会是最重要的那个。这一点我存疑，当然估计是我自己的误读。

中国大陆现在处于一个不稳定期，这个应该是一个共识，从毛左到右粪，都对转型有着极其强烈的憧憬，在经济上有动力，在理想追求上有目标。换个角度，抛开草根，仅在当权高层内部，“改革”也是一个具有极其强烈合法性的字眼——无论多么糟糕，只要提起“改革”二字，就像赤脚医生给临终病人灌了一碗人参汤，能够暂时吊住性命。

所以转型是必然的，在这一点上我和亚秋有共识。但是转型过程怎样？会转成什么型？

我的看法是，大陆将不可逆转的进入更为剧烈的动荡期，最后将导致和平革命。

一、税收、土地问题

其实现在这两个问题是紧密联合的，把他们分开提出，其实相当于同一个问题的不同侧面。

税收这个角度，更多的应着墨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纵向关系。自分税制始，中央地方形成了互相拉锯的局面，所谓“政令不出中南海”的俗话，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财权与事权的分离，导致中央可以满口国计民生、最后却由地方政府来买单。最显著的例子就是金融危机时温家宝许诺的4万亿政府投资，中央政府只承担1.18万亿元，其余3万亿完全由地方政府自筹资金。顺水人情被温家宝作了，地方政府只好有苦说不出。

土地问题，则更多的体现了上述分税制背景下的地方政府与民间的横向关系。1989年，财政部颁发《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收入管理暂行实施办法》，规定城市土地出让收益的20% 留给地方政府，用作城市建设和土地开发费用，其余80%按四六分成，中央政府占40%，地方政府占60%。之后，在地方政府的争取下，中央政府做出巨大让步，将中央财政从土地使用权出让中分得的部分，对不同城市按85%-99%的比例返还给地方政府，返还期为两年。土地收入逐步成为地方政府财政的重要来源。正是如此，土地的垄断几乎成为地方政府最大的资本。以资产负债表来看，大批地方政府其实已经处于财政破产边缘，于是因为土地问题和农民钉子户们拼个你死我活，也就可以理解了。

综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缺乏稳固的利益联系，却又都没有独立的自主权，彼此极其尴尬。既然中央只负责喊口号，空虚的钱袋子只能靠地方政府节衣缩食或者拼死卖地，那么就难以想象中央政府出现某个政治强人后，地方政府会一呼百应。这是法西斯不可能在中国出现的行政制度和财政制度因素。

二、公民养成的不可逆性和国家权威的全面破产

我绝不是说，法西斯永远不可能在中国出现。法西斯只能发轫于民主国家，通过正当性极强的合法手段取得领导地位，辅以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催眠，让所有国民做一场春秋大梦。

今天的中国，在制度上就对法西斯天然免疫——既非民主，也就谈不上转型为法西斯。十年前，中国大陆每年的群体性事件不过几千起，而如今已经每年十几万起。在这期间，培育了大量优质公民，他们或亲力亲为、或文以载道，都向着“正常化社会”努力。这一过程是不可逆的，你根本不可能把这些在逆境中成长的优质公民转变成法西斯主义者，而这些最优秀的公民将对法西斯政权誓死抗命，可以想象法西斯的状况根本不可能比天朝的状况更好更稳固。

除去公民精英，普罗大众的国家感破产，也是法西斯不可能崛起的原因之一。若干年前听闻海外反华势力就拍案而起的愤青们，如今要么热情消散殆尽，要么将注意力从国外转向国内。今天已经很难看到民众自发的“反日”或者“反美”，即便零星有一些，规模也远远不能与那些争取公民权的群体事件相提并论。如韩寒所说——只是一场由当局自导自演的集体舞罢了。既然此路不通，那么即使再发动一场国民战争，也不会对国家权威有所增益。

三、经济问题

在我看来，经济问题从来都是最后考虑、甚至不需要考虑的。因为系统性因素的存在，就为某些结局提供了“必然性”，经济因素只是加速或减缓这种变化。所以不多说了。

那天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当美国的小学生背诵44届总统名字的时候，我们的小学生在背诵圆周率后面数千位小数。那么我们有多少人知道，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这个位子上，坐过哪几个人？

非常难堪，我自己也难以理清顺序。上维基百科查了下，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职务自1954年开始设立；1975年通过的《宪法》（原文）（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删除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条款，取消此一职务；1982年通过的《宪法》恢复了主席和副主席设置。

（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毛泽东，1949年10月1日-1954年9月27日

（以下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1954年9月27日-1959年4月27日

刘少奇，1959年4月27日-1968年10月31日

宋庆龄、董必武（副主席代行主席职权）1968年10月31日-1972年2月24日

董必武（以代主席名行主席职权）1972年2月24-1975年1月17日

（75年《宪法》删除了主席一职，82年恢复主席和副主席设置）

李先念，1983年6月18日-1988年4月8日

杨尚昆，1988年4月8日-1993年3月27日

江泽民，1993年3月27日-2003年3月15日

胡锦涛，2003年3月15日，现任

最近在看赵紫阳《改革历程》，着重讲解了89年中共权斗的一些片段，不可谓不惊心动魄。一朝贵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最后也难免监视软禁的结局。如李鹏者，想出版一本日记（《关键时刻：李鹏六四日记》），还要靠当年的死敌鲍彤（原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之子鲍朴，他这样的极左者，最后也难免死于自己曾维护的那个魔鬼。

以上为读书杂感。呜呼天下兴亡，自古至今都是那几个人的事情而已矣。民主何求。

现在重新看待今年4月15日人民日报刊载温家宝纪念胡耀邦的文章，的确大有乾坤。先不说胡耀邦和温家宝在工作上的关系，仅凭89时温家宝曾以中共中央办公室主任身份站在赵紫阳身边看望学生的照片，即可成为温在日后改革中最大的政治资本之一。今年重试“改革”二字，尤其以中共敏感的“政治改革”替代往常不痛不痒的“政府改革”，实在意味深远。我认为，温家宝有可能在中共内部重建自89以来已被摧残殆尽的自由派传统，通过对胡耀邦的肯定，间接恢复对赵紫阳的评价。

苏老师认为，温家宝缺乏政治能量。这一点我是反对的。中共是一个特别的党，向来不能用正常政党的标准来衡量，“政治能量”的考量对于中共人事来说几乎没有意义。若说政治能量，赵紫阳以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身份，能不统领天下？最后还不是身陷囹圄。党内的权力，本来如烟似雾，不可捉摸。温家宝身为总理，固然不是九五之尊，但以其改革派身份和党内目前最强的民间认同感，来一个“四两拨千斤”也未尝不可能。

温家宝向来不是一个铁腕人物，他懂得变通。今天中共强硬派元老已悉数下台，由老邓钦点的江泽民也余力无多。温挑准这个时候造势预热，甚至放出狠话“风雨无阻，至死方休”，看似前途凶险，其实无恙。加上越南共产党已实行民主选举，而金正日之子金正恩在成为朝鲜世袭的第三代统治者后十之八九会进行大的改革，刘晓波又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国际气势风起云涌，怎能不叫人心存希望？一场新的风浪呼之欲出。

刘亚洲在凤凰周刊撰文，认为威权至民主的改革在十年内就要发生，我认为是有可能的。十年之内正好是习近平的任期，在对待改革问题上，我认为习近平不大可能走回头路，最差也是保持现状。温家宝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下一任领导人会继续坚持改革开放，这其实是一句废话，在邓小平权威与经济大幅发展的前提下，没有任何人敢否定改革开放。但是“改革开放”和“政治改革”是有差距的，前者是邓小平式的经济放活、政治强硬，而后者则是民主与法制前提下对自由的追求。我认为温家宝正在试图模糊二者的界限，以邓小平之名行赵紫阳之实。这是个大胆的想法。

ps.博客的事情依然没有解决。我今天又想，是否接受被墙这个事实，然后充分自由的在这里坚持写作。一件很简单的事情被我搞的这样复杂，哎。希望看我博客的朋友能上来留个言，帮我出主意到底是重开新域名，还是在墙外写作。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