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微博上的一点发言）

闲着无聊，判断一下新一年的宏观经济政策。12月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领导人们将下一阶段的宏观经济政策归纳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这暗示着决策者面临一个两难选择：一边是保持经济增长维持在高位，一边是货币超发导致的通胀。

但是我反对媒体的进入“加息周期”的说法。人民币超发途径有两条，一条是央行的主动超发（这个是容易控制的），另一条是被动超发（央行通过外汇交易中心来控制汇率在固定水准上）。若提高利率，则激发了资金套利的热情，我判断对国内经济的正面影响远小于外币涌入的负面影响。

所以与其说是“加息周期”，不如说是“紧缩周期”。央行不会再继续调高利率，但是会继续上调准备金率——这个宏观经济学中的巨斧，以收缩银根。但是“稳定汇率”这个政治任务之下，仅仅是提高准备金率显然无法扛起收紧流动性的重任，釜底抽薪之计，还是放开人民币汇率，停止“被动超发”。

苏老师常说，贵国病入膏肓，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纠正根本的方法，是放开汇率管制，允许外汇自由交易。而以现在的经济状况，提高准备紧率、维持目前的利率水平，可能是比较好的方法之一。当然准备金也不是万能的，商业银行依然可以通过动用超额准备金等方法来对冲流动性的紧缩，不过那就是另一个话题了。

熟悉财经新闻的童鞋们肯定对27这个数字很敏感，因为中国央行加息从来都以27个基点（即万分之二十七）为单位，这一点和美联储的加息习惯不同，国际惯例都是25个基点。而昨晚的加息破天荒头一回使用了25个基点！但是这个细节貌似在和讯、金融界等各大财经门户上面并没有体现出来，或者说是网编们忽略了这个细节。

为什么以前中国使用27个基点作为利息变动单位？纯粹为计算方便。我们平时存进银行里面的钱，事实上是以360天为计息天数，而并非365天。采用27作为技术，只是为了利率能够被9整除。有朋友在银行工作的话，也可以去问问他们，回答肯定是计算方便。

所以这次央行加息25个基点，可以推测中国银行内部应该已经开始按国际惯例使用365天作为利率计算周期。

2010年10月18日这天只有两个大新闻：一是A股市场放了历史最高的天量，二是五中全会落幕，习近平增补为中央军委副主席。

从今年三月开始，温家宝五谈政改，而最近的一次接受CNN记者采访中，尺度最大，所谈最深，影响也最广。温家宝因为这一席谈话和最近强硬的政改态度而登上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一张似笑非笑的脸摆出一副尴尬的表情，这张照片贴遍了中文网络。

下面讲讲我对“温氏政改”的看法，有疏漏处欢迎指正。

一、“政改”虽然只有口头表示，却应褒扬而不该斥责

崔卫平、笑蜀等人对温家宝这半年来的口头政改表示支持和欢迎，并持乐观态度，我是赞同他们的。因为仅就意识形态来说，温家宝把民主、自由、普世价值公然挂在嘴边，这是突破了中共传统话语体系的事情，是非常大的突破禁区。这个时候骂温家宝的人，在我看来都不大懂政治，更不懂中共历史。单纯的把政策出台作为权谋政治的终点，这是看惯了民主政治后再来评价独裁政治的后遗症，得出的结论往往背道而驰。

中共七十多年，几乎所有党内争斗都围绕意识形态及其解释权。党员做错了决策，可以批判他是左倾或右倾，这不是最严重的，是可纠正的；而倘若说错了话、尤其是突破了原有体系的话，那就是思想错误、站队错误，是人民公敌。（据个例子，废止收容遣送条例，其实是很简单的事情，因为不涉及那么多力量惊人的利益集团；但提起政改，所有红色资本家都会警惕你下一步做什么。）以这个逻辑来理解温的政改话语，就可以明白其实它要比颁布几个渐进改革的红头文件凶险得多。

二、胡温对“政改”理解不同，但并未决裂：胡支持“框架内政改”，温走的更远。

胡锦涛在9月29日的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会议中做了发言，主要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我的理解，这是对温家宝政改呼吁的当头一棒，是公开唱反调。这个时候重提“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显然意味着在重新调整利益分配的措施下有一个大前提：框架不变。

这个框架是什么？我们可以找来邓小平在1980年8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的报告《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当时邓小平提出四点：一、权力不宜过分集中；二、兼职、副职不宜过多；三、着手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问题；四、从长远着想，解决好接班问题。我们反着看这四点，可以把它当做是中共政改的底限——再严厉的政改，也只能改到这个程度，更深入的绝对不行。

胡是邓钦点的隔代领导人，相信胡绝不敢忤逆这份重要文件。因此温家宝在整改上走的远了，胡理所当然需要对其进行矫正，但是胡本身也是支持“框架内政改”的，因此顺便用温家宝的言论投石问路。这是高明的一招。

况且温家宝算是胡锦涛的下属，没有胡的许可，温显然不可能在达沃斯论坛、CNN等公开场所畅谈政改。另外据博讯消息，中央办公厅有线人说，曾在胡处理过的公文上见过温之后发表在媒体上的言论。这也佐证了胡温并未决裂的论断。

三、接班人问题：温地位稳固，习接班已成定局

“风雨无阻、至死方休”，这是温家宝面对CNN记者时说出的语气很严重的口号。他同时还表示，下一代领导人也会继续政改。

“下一代领导人也会坚持政改”这个说法，值得玩味。政治局上下，目前只有温一个人在呼吁政改，不见他人响应。连一时同僚都没有呼声，谈何“下一代领导人”呢？我们只能作此理解：温这句话是说漏嘴了，不经意之间透露出自己卓然的被各帮派尽力争取的地位。

而下一代领导人最有可能是谁呢？今天习近平成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在先军政治中，这几乎就已经确保了他将顺利成为中共第五代最高领导人。显然习近平和温家宝之间存在某种政治联姻，而这种宫闱秘事，就不是我等草民能了解到的了。

2010年9月10日，31岁的女儿钟如琴、59岁的母亲罗志凤、79岁的大伯叶忠诚为保卫自己的家园不被强拆，不惜以自焚做最后的抵抗，与当地公安、城管及政府工作人员组成的近百名拆迁队伍抗争。

2010年10月11日傍晚，四川都江堰市某灾后安置房项目工地发生劳资纠纷血案，讨薪民工被工地安保人员袭击，工人一死一伤。警察到达现场后没有控制住现场，晚间又派了“装满12辆公交车”的武警强行抢尸。

这是最近两个月中发生的两起重大案件，都涉及到普通人、地产商、政府、暴力机关。中国房地产行业周边的纠纷向来以强者与弱者的较量为主题，最终往往以弱者的惨败为结尾。从2009年底震惊全国的以自焚抗强拆的成都女性唐福珍，到今年9月10日的宜黄惨剧中的钟氏家族，再到几天前10月11日都江堰血案中的被害民工，我们在他们不同的遭遇中基本可以梳理出相同线索：企业（房地产公司或施工单位）与自然人（拆迁户或民工）发生冲突——双方矛盾激化出现“战争状态”——公权力插手打压作为弱势的自然人——媒体曝光后公权力道歉。

现代社会中冲突每天都有，并不奇怪，吊诡的是，本来简单的民事纠纷，为什么一扯到房地产，就总是政府出来为地产商擦屁股呢？暴力强拆，警察抢尸，新闻发布会，甚至地方官员向媒体写信表示“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地方政府与房地产企业合谋的种种奇特之处不一而足，细究其根本逻辑是一致的——分税制下地方政府财政创收困难，再加上以经济指标为核心的官员评价制度，地方政府需要凭借手握全部商业用地，利用行政权力在市场上获取高额租金。这既是作为裁判员加运动员的地方政府的自利趋势，同样也是房地产企业在特权经济下的求生之道。

根据目前中国的土地制度，地方政府成为建设用地的惟一供应者。有统计数据揭示 ：土地用途转变增值的土地收益分配中，60%-70%由政府获得，农民仅得到5%-10%。仅以今年2月2日国土资源部发布的数据为证，2009年全国土地出让总价款高达 15910.2亿元，其中房地产用地出让价款高达 13391.8亿元，而所谓土地出让款也就是政府卖地收入，土地财政显露无疑。

1989年，财政部颁发《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收入管理暂行实施办法》，规定城市土地出让收益的20% 留给地方政府，用作城市建设和土地开发费用，其余80%按四六分成，中央政府占40%，地方政府占60%。之后，在地方政府的争取下，中央政府做出巨大让步，将中央财政从土地使用权出让中分得的部分，对不同城市按85%～99%的比例返还给地方政府，返还期为两年。土地收入逐步成为地方政府财政的重要来源。

1994年，中央政府实行分税制改革，大幅度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地方政府税收比例锐减，但所要承担的事权并没有相应减少。与此同时，土地收益开始全部列入地方财政收入，地方政府对土地收益的追求被最大化。

据统计，目前我国县市中，土地出让金收入占预算外财政收入的比重已超过了50%，有部分地区甚至占到了80%以上。全国工商联的一个调查显示：北京、上海、广州三个一线城市，政府从房价中获得的利益占比分别是48.28%、64.5%、46.94%。潘石屹说，根据他们在一线城市开发房地产的经验，这些数据是可靠的。另一房地产商任志强认为，如果加上房地产商、施工单位、中介机构、个人买卖等各个环节的税收，这个比例要超过 70%。

“政企合谋”之所以能长期存在，乃是因为作为唯一土地供给方的地方政府能够从中渔利，并且承担很少的成本。通过卖地、保护和配置地产企业，地方政府得到了GDP和财政收入，其中一些官员凭借“政绩”获得政治晋升，而企业则获得廉价土地和官员权力，最终都转化为高额利润。由于拆迁等冲突的负面效应比较容易被行政权力和暴力机关压制，一些事故也可以被隐瞒，于是地方政府和相关企业结成稳定的利益同盟，以合谋的方式做着土地与公权力的双重买卖。

破除合谋的唯一方式，就是拉停政府裁判员与运动员的双重身份，禁止行政权力向市场伸手。这就要求政府从土地市场退出，放弃赖以支撑政绩和财政的土地垄断。然而在“唯GDP论”的官员晋升机制中，如果不从上到下的改变官员评价标准、再从下到上的转变行政逻辑，就算使土地脱离行政把控，也依然会出现其他眼花缭乱的寻租行为。这又与温家宝总理近日来不断重提的政治改革不谋而合，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再细想起来，若不“动全身”，恐怕今天的“政企合谋”永远都牢不可破。

2010年10月8日北京时间17点，刘晓波获得了本年度诺贝尔和平奖。中国大陆政府反应激烈，外交部表示这是对诺贝尔奖的亵渎、会影响中挪两国的关系。有传言当晚人大学生在天安门广场拉横幅庆祝刘晓波获奖，而被当局逮捕。同时在国际社会上，有着一边倒的舆论风向，美国总统奥巴马、德国总理默克尔、达赖喇嘛、台湾民进党、欧洲汉学学会的数百名汉学家一起要求中共当局释放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

有朋友问一个诺贝尔和平奖对中国有什么用？首先这个奖本身不是一个功利产物，“有用”或者“无用”这种评价对于和平奖来说意义不大，它是对普遍信仰的纪念，是对英雄人物的表彰。如果非要说它无用，那它确实“无用”，因为一个诺贝尔奖章加上一百多万美元的奖金，的确不能算很多，既不能帮助刘晓波摆脱困境，也不能对中国政改有太大作用。

然而我们绝不能忽略一种观念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看做是一种表态，一种判断，一种支持。同样，这种观念的力量恐怕并不能体现在金钱数量、核弹头数量上，却又比金钱与军事具有更强烈的颠覆性。

那么诺奖办法给刘晓波，将对中国政治格局产生何种影响？

一、自由派精神领袖正式产生。目前国内的维权与公民抗争运动基本维持在极其松散的小圈子内，而这个虚弱的小圈子尚且分门别类有几个派别。在刘晓波获奖之前，就有人认为刘不配这个奖项转而支持其他异议人士如胡佳等。诚然支持胡佳和支持刘晓波并不冲突，但我们仍需注意集体意见绝难达成一致。而刘晓波此时获奖，意味着有可能让各路人马暂时放下异见，同时拥刘晓波为精神领袖，即便在理念上有差异，但是在目标上还是能够达成一个模糊的一致概念。刘晓波作为一杆旗帜，能预见到他将召集更多人走向公民社会。这几乎是不言而喻的。

二、国际主流意识形态与中共意识形态的正式决裂。从七十年代中美建交开始，西方世界就用一种绥靖态度对待日渐孔武有力的中国，即便美国每年都以《中国人权报告》为武器攻击中共的意识形态，但是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似乎总是显得过于模糊、丧失原则。这次挪威没有像去年一样被中共威胁到，而坚持将和平奖颁发给刘晓波，是一次巨大进步。一方面标志着西方世界对底线原则的坚守超过我们对利益政治的理解，另一方面或许也是对三十年来中共意识形态的土崩瓦解表示一种正常化的欣喜。总之，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总归不能用一辈子，更何况中共的胡萝卜并没有那么好吃、大棒也没有那么危险。

三、形成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达赖喇嘛的中国国籍可以不被认可，但刘晓波的中国大陆身份却是绝对无法被抹杀的。刘晓波作为完完整整的中国人，第一次使中国大陆拿到了诺贝尔奖章，本身就成为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中共对于历史的解释在这一点上将陷入极大的困境——如果承认刘晓波获和平奖，那么就需要解释这个奖项的前因后果；如果不承认刘晓波获奖，那么就需要编造无数个谎言来对其进行诋毁。越是重大的历史事件越难以篡改，或者说篡改的成本高而漏洞也更多。这应当是中共的宣传部门与历史编纂部门目前最头痛的事情。

四、道义感召。现在中共面临一个两难选择：要么承认自己傻逼，要么坚称全世界都是傻逼。在这个问题面前，只要具备正常思考能力，就可以轻而易举的做出判断。普通公民恐怕会问刘晓波是谁、他为何被抓紧监狱，而政治学者会走的更远。无论如何，刘晓波关于“我没有敌人”的论述，完全是一副领袖范儿，在道义上没有什么比这句话更有力量。刘晓波准确的踏上了公民非暴力抵抗的领袖之路。在他的道义感召下，会有更多公民发出质疑声音，而每一声质疑都会摧毁一堵“柏林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