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丽江的天涯酒吧打工，昨晚遇到一桌客人，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一直在讨论人类古代文明的话题，应当是一群大学老师带着一个丽江本地向导。众人包括向导全部西装革履，在点单时也彬彬有礼，并无异样。

　　到了晚上十二点多，这几位客人结账走人，纳西向导走过来说结账，然后吐鲁吐鲁说了一串本地方言，我依稀听懂两句“……丽江本地人……”什么的，以为他们问我是否是丽江人，于是摇摇手说我不是本地人。向导突然生气起来，说460块的酒资一定要打折，他是老板朋友，去哪个丽江酒吧都是要打折的。老板北风没出门之前，并没有与他们交谈过，也没吩咐过给他们打折，所以我以“老板不在我不敢做主”为由拒绝了。一行人唠叨良久，付了酒资，骂骂咧咧的出门。

　　临出门，突然有人回头说“拿发票来”。酒吧因为有演出活动，现在虽然正式营业，却没有办完文化演出执照，也就没有发票。我说暂时没发票，老板也不在，要不等明天再过来找老板要。一群人又开始骂上。其中一个女人指着我的鼻子说：“明天就叫工商税务过来，查死你!”这话反复说了好几遍，她的手也一直指着我的鼻子没放下。

　　好说歹说，一脸赔笑，终于送走这些客人。纳西向导最后一个离开，还骂了我几句。

　　想起来，这些人也都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因为酒吧不打折而发飙自然有失风度，而最后“查死你”的气魄更是让我很意外。本来也是一群人文历史方面的专家们，转眼之间变成了流氓无产者，杀伐之气从骨子里渗出来，好像与我与酒吧有不共戴天之仇——无非是一张发票的事情，却要让“工商税务”来“查死你”，因这样一件小事一定要置我于死地。

　　前些天跟南京的李意洲老师聊天时，他说道在文革之前，南京人从来不会挤着上公交，都是规规矩矩的排队;文革后，则变成了“谁能挤上去谁有本事”的格局。当年看余杰的文章，他也写到现代中国社会中充斥着“革命词汇”，例如“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严防死守”“攻坚战”等等。余杰写的尚不深入，我认为这完全是文革流毒。及至今天，酒吧里面的几位高级知识分子，也乖戾之气十足，脑海中并没有商业社会的人际理解，将人们简单划为“敌我”两个阵营——非我族类，则一定要“查死你”。

　　这种充满攻击性的态度，是党国多年教化的结果，更是文革之后摧残了社会理性的后果。无论是诬陷他人碰伤自己的南京老太，还是在人群中见义勇为却被歹徒暴打的勇士，他们和我们面对的其实是完全一样的状况。被各种不公正与不平等打散的公民社会之中，人人自危，原子化的生存在这个国家中。“一盘散沙”这四个字，其实是对当代中国社会最深刻的描述。难怪梁文道要问一句——有人在管治这个国家吗?

　　但是我避免提到“道德”这个字眼。我从来不认为今天中国的现状是“道德败坏”引起的。追根溯源，还是要向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寻找病因。从没有任何一个极权主义政党能够与人类的普遍道德互相兼容，无一不是鼓励揭发告密、号召损毁旧道德建立“新道德”、让每个人忘掉礼义廉耻从而走进一个新兴的“丛林社会”。

　　所以我能够理解这群客人的心理，加上刚喝了一打半的云南本地啤酒“风花雪月”，让内心被熏脏的一面袒露出来，也并不算是他们的过错。这是我们所有人的病，有你，有我。

这边到处都是，没人刻意去种，路边就有，根本没人理。我住的院子里有好多大麻，客栈老板有时会弄点晒干，然后用巨大的木质水烟抽大麻。

这东西没有什么瘾，跟抽烟差不多。

外面卖的大麻应该是加过香料的吧，反正我觉得是一股子干菠菜的味道，啥反应都没有。

附赠大麻写真一张，以后见到了能认出来。

本来今天要去找工作，结果赖床到11点多，起床就吃午饭。午饭后与李老师和傅老师闲聊政治，李老师又反复强调在政治上不要暴露自己、要掌握斗争技巧。

就这么聊了一下午，三点多钟时候结束谈话，各自回房。至六点钟开始吃晚饭，晚饭时周姐说一会和客栈里一个小朋友一起去束河里拿点东西，正好我们一路同行。到了束河一家银器店，周姐开始唠家常，我则继续走。本来想去找老于聊天，结果老于不在，就顺着三年前的那条路，一直走下去。

走着走着，来到了九鼎龙潭，潭水不深，清澈无比，果然水至清则无鱼。雪山的水从山上流下来，经过九鼎龙潭，分成若干小水渠，成为束河古镇中的美丽景色，水渠一直跟随着石板路，而两旁的店家则把啤酒放入水中，用冰冷的水冰镇。水渠中的水草很美，像水中女妖的头发，有生命一样的随着水流摇曳生姿。

想起三年前，我和朋友们就是住在这条路上，天天看着那些清澈水中的神奇水草，感叹千里之外居然有这样一块神仙福地。再访束河，一样的景色，一样的清爽。

看过九鼎龙潭，就沿原路往回走。刚才曾经路过一家卖东巴鼓的店，一个老人在门口拍鼓，于是折返回来正好走进去看看热闹。假装跟老人很熟络，一屁股坐下去，抄起一只东巴鼓（就是那种上大下小中间细的手鼓），笨拙的敲起来。

说起东巴鼓，我倒是有两件事。第一件，在大学期间卖吉他赚钱，我的货源里有一样正是东巴鼓，不过那时候对这样的乐器没兴趣，当然学校里也不会有人买这种大家伙。第二件，一年前和ex去厦门的时候，跟着当地乐队蹭了一对新人的婚礼，婚礼过后我们几个人和着音乐敲着手鼓跳起舞来——那个手鼓正是东巴鼓。我曾经不喜欢这种简单的乐器，但是今天玩得居然特别开心，感到粗糙的音乐的确有它的独到之处，而不尽是我脑海中的野蛮与混乱。

敲了有将近一个多小时，这鼓的手法很好学，但是低手和高手的差距特别大，中间来了几拨客人，都像模像样的学一学。大约八点二十左右，我随着一批客人一起离开店里，老爷子问我住哪里，我说住在束河外面的纳西村子。他说明天你再来一起玩，我说要住一两个月呢，明天再来找你。

于是趁着束河的月色，走过酒吧街和小吃街，听着乐手们的歌声，走出束河，回到村子里。

今日下午和傅老师聊天时骄傲地说，中南海里面的那些人一定不如我们自在，以山为篱，以天做幕，自由自在。想来，确实是这样——自由，终究是人们的最高追求。

从昆明到丽江，火车上都是些无聊人，聊天都没兴致。一路无话。下车后坐13路车，询问了车上的当地阿姨，在丽客隆超市门口下车，准备做小巴，结果门口一两小巴里，一对六七十岁的老夫妇向我喊“束河束河”，我就上车了。后来聊起来，才知道原来他们俩是南京大学的退休教师，老爷子搞计算机（背的双肩包都是IBM），老太太搞化学，他们说自己住的客栈20块一天，强烈推荐给我，于是我跟着一起去了。

到了客栈后，见到老太太的弟弟、一个仪表堂堂五十来岁的物理老师，同样在南京教学，看到他正在上凯迪社区猫眼看人，就与他和他的妻子聊起来。居然非常投缘！当晚，二人带我去他们在束河认识的余仁老师的“愚人居”，与极为健谈的于老师聊开了。期间我基本插不上嘴，于老师是史料帝，望尘莫及。

这么一弄，先前的低落心情一扫而空，当即付了600块一个月的房租+100块押金，住在了成都人杨师傅的客栈里面。杨师傅是二级厨师，在德国呆过三年，每天交20块的伙食，一日三餐吃大厨的菜，在哪里曾经享受这般高性价比的待遇？于是义工、兼职的事情暂时放在一边。

先前来束河，害怕这片土地被小资白领们占领，现在看来，那真是丽江最表面的一层皮而已。客栈酒吧之间，不知藏了多少草莽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