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半年，我在政府做招商，现在已经正式辞职，下周可以不来上班了。有几个原因让我离职：

1，阿谀奉承，勾心斗角，让人受不了。

2，工作效率太低，我不想让自己慢下来。

3，最重要一条，就是意识形态的分别。这半年几乎是在精神分裂的状态下完成各项工作，我的MSN签名是“每天生活在心灵交战之中”，时时刻刻在想的问题就是我的工作没有任何正当性作为基础，我卖出去的地、收进来的税，在宪政以外基本都应属于赃款。我没办法削足适履，为了一口吃食浪费自己的时间和精神。

4，像索尔仁尼琴说的，要说真话。这在政府中是不可能的，抱着美好幻想考公务员的同学，你们可以歇歇了。

下午跟着顶头上司出去，首先是见客户。

坐在主任车上开始闲聊，主任说你浙大啊全国第三啊。我说：第二梯队差不多，具体第几可没谱，复旦不错、没准比浙大好。说到这里时，我就思维发散，顺便唠叨一句：王沪宁可能会在新一届选举中上位政治局常委，那样复旦就牛逼了。

主任几秒钟没说话，然后慢吞吞的说：关于领导的事情，还是不要说，可以讨论事，但是不要讨论人——除非是喝了酒了。

我一时语塞，不知说啥，尴尬的看着挡风玻璃上的泥点子，默默的惦记午饭吃什么。

午饭和一个香港客户吃，吃完后跟主任去见他一个朋友，应该是有一些工作上的事情。在单间中聊了半天，其中一个说你们回避一下。于是我跟另一个新人出去找地方呆着。

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出来，我跟另一个新人坐一辆车，他们三个坐一辆车。我看主任上车，就回头也要上车，结果走了两步，他们三人中一个中年妇女说你们领导还没走你怎么自己走了？给我回来看着！于是我灰溜溜的走回主任车边，看着他们上车、发动、开走，再自己上车走人。

回家一路在想尊严问题。刚开始在丽江酒吧打工的时候，被人呼来喝去也觉得没有尊严，但是起码地位上是平等的。现在我见到领导自然卑躬屈膝，而他们何尝不是这样？哪有不是受害者的。

忘了说，他们都是公务员。

我们寝室外号火星人的兄弟考上了一个国土局公务员+一个事业单位，当然决定去做公务员。对面寝室另外一个考上公务员的外号“鸭总”的兄弟给支招，说让火星人找事业单位的第二名跟他说拿一万块钱出来、就把名额让给第二名。其实火星人就算不收人家钱，也肯定要去做公务员的，只不过这么一计可以让火星人得到点“租”。

我们听后一齐呵斥鸭总心思歹毒，同时跟火星人说“快打电话给第二名要钱”。最近火星人从衢州带了当地一种叫“不老神鸡”的卤味回来给大家吃，全体着迷，跟火星人喊着说“拿了一万块钱先买他妈一百只不老神鸡”……一群太监围着缄默的皇帝干着急。后来火星人决定，还是算了、不坑人家那些钱。

失落之余，大家批判鸭总过早练就了公务员雁过拔毛的特殊技能，并且纷纷表示这家伙平时熟读古书、通晓历史、人模狗样、忠厚老实，其实他娘的一肚子坏水。

今日吃午饭时，我爸继续催促我说“公务员是最好的工作”云云，号召我考公务员。我对于公务员这份工作是否足够好不予置评，因为每个人的偏好相差太多（我就认为公务员的工作理应位列对青年人最缺乏吸引力的工作排行榜第一名）；然而就一个国家而言，就民众的政治理想而言，我不去当公务员，这恐怕是对国家政体最大的帮助。

常见的言论是：进入体制内部，保持理想主义，然后尽力参与政治的变革。这样的说法并不能形成普遍的政治改革路径。首先我对于任何体制内部的人均不抱有任何幻想、不认为他们中任何一人是善良诚实的，在对政府行为进行概念的圈定之前，就首先在价值上“先小人后君子”，姑且认为他们全部都是强盗和骗子。即使是我爸，作为体制内一个勤勤恳恳的普通分子，他也无法具有强大的精神力来对抗体制——事实上我相信体制是能够战胜一切精神力量的，包括道德和感情。因此，进入体制，即意味着赞同体制、拥护体制、志愿为了某某主义事业奋斗终生。

而支持我不进入公务员队伍最重要也是最坚挺的原因，并非我憎恶公务员队伍、讨厌体制，而是作为公民对于国家和政体应该抱有的基本理想和责任。

我是接受过行政学系统教育的学生，并且相信在同龄人中具有“中等偏上”（这个词被那些不愿自曝照片、在浙大bbs征男友的女生所大量使用，以描述自己在求是园中的外貌水平）的知识水准和智力能力，对于政治、行政、官僚结构都有优于绝大部分人的理解。那么，从日常的视角看来，我专业对口，自然最适合公务员。

然则非也。国家若试图将最优秀的人才归置于政府中，长此以往，将会使最有判断力、最有决策力、最具智慧的人们聚集于政府，为社会各种决策制定详尽的优劣分析。并高效的使之落实。以上是我所能做出的最理想的假设，我假设他们都是道德高尚的，完全没有腐败和利己的行为，在官僚体系中也是非人格化的。可是即便他们是这样优秀、作出的决策也非常正确，依然会令这个国家日渐衰落。因为人们将习惯于将决策和思考的事情交给政府的精英们来处理，人们对于公共事务不再关心、反正政府会处理的很漂亮，自己决定自己的事情越来越少，对于公务处理的关心和能力都会降低。这种民众政治退化的难堪境地在雅典城邦甚至是不道德的。

在一个全能政府的领导下，优秀的人们自愿进入体制谋求更好的福利和更多的晋升机会。官僚机构内的钻营会成为体制内的主题。不仅如此，为了维持机构的健康，往往需要在外部有同等力量进行监督。但是倘若某天社会精英全部进入政府，他们也就没有了外部监督、或者说至少外部的人在智力、见识、知识、辩论等方面的才能，必然远远不及政府。这样，外部监督也就无法形成。

倘若以上所说统统不考虑，毋宁承认这一条——政府的存在作为“必要的恶”，其权力、能力的膨胀将是整个社会最大的隐患。这也是近代以来对西方政治中对政府基本的价值判断。

我作为一个人才，对充满自由的中国寄予无限期待，自然要为国家的自由和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我反对优秀人才进入政府，那就从我做起，不进入政府、不当公务员，让政府的水平和能力维持在一个可以忍受的、较低的层次，这样就是在变相削弱政府的能力，同时也就是以我单人之力扩展自由的疆野，并对政府权力时时进行着威胁和监督。

你若是个人才，你若对中国负责，你若向往自由，请不要去做公务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