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是凌晨4点半，我又熬到这个时候，因为看豆瓣上一个捐款事件。

事件大致如下，如有出入请见谅，深夜看帖头脑发涨：

1，A的母亲遭遇车祸，5月份开始住院，费用巨大

2，A的朋友B等三人，成为代理人，协助其在豆瓣募捐。

3，最终捐款总数近3万元。

这是个简单的事情，但是在阅读豆瓣上关于此事的材料时，我感到很失落，因为其间的捐款细则清晰，但医疗费用细则却只有一张5月至8月的19万元的粗糙单据，8月18日至今的花费只字不提。另外，在行文之中也有一些矛盾，例如B说伤者处于康复期，而A在9月13日的一个帖子里说伤者正处于危险期——康复期与危险期的花费是天差地别的，这个不能混淆。

有一些网友就类似的细节漏洞对A发出疑问，但是被其他网友喷回，理由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逼得不少人亲自打电话给医院询问，得出8.18至今近一个月花费了1.3万元的答复。A作为当事人，并没有回应。

我给B发豆邮，说这些细节解释是受捐人的义务，而不应该让网友自己去搜索，这是公益活动的一个基本常识。捐款细则其实用处不大，花费细则倒是应该仔细列出。这些步骤的缺失，当然会引起他人的质疑，不能责怪网友。

大量网友是热心的，但是似乎并不懂得公民身份在公益活动中到底应该怎样体现——认真对待每一笔善款的去向，审慎的提出疑问，保持热忱的善意，说话有理有据严格依附于事实（主要是单据），认真对待公共问题，保持对此类事件的关注和参与，这是起码的。而我看到更多的，则是“你不信就别捐”“你自己打医院电话去问”之类。这样寄希望于好人社会而回避了公益的核心问题，将使受捐者遭受莫大的伤害，其实是对伤者最大的损伤。

（这文章是看了一篇文献后的牢骚）

每一次科技的进步，都带来知识的变化。苏格拉底痛恨书籍，因为他认为书本将使人的智慧堕落——你再不需要将每一件东西都记录在头脑中，而知识只能来自于对经验的记忆。苏格拉底并未想到，除了“对话”式的辩证法，知识还可以通过什么样的途径传播，毕竟“美德即知识”，倘若连美德都不需要去认知、讨论和记忆，那么人类还剩下什么？ 

苏格拉底式的知识论，建立在以对话基础上的思辨，他定义知识是人类最重要的美德，例如雅典城邦的公共精神、对真理的求索和对法律的尊重。这样的“知识”，迥异于现今我们将“技术”和“知识”混为一谈的习惯。“技术”让我们觉得自己对整个宇宙的探索逐渐清晰、能鲜明的感受到可知视野的扩大——然而这与苏格拉底的本意南辕北辙，苏格拉底之所以比别人聪明，就在于他清楚的知道自己其实一无所知。 

现今的科技可以将公民参与扩大到一个庞大的共同体，譬如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这一点有力的突破了古希腊城邦的缩微国家模型对于公民参与的重要性。固定电话、手机、电视、互联网，这些技术成为公民社会中最有力的表达工具。人们无需走上街头摇旗呐喊，也不必要每个月开一次公民大会——所有这些诉求表达，都可以通过科技手段，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得到满足。 

而科技带来的副产品则是，我们发现自己所知的领域越来越多。朝核谈判，哥本哈根会议，甚至在2012年之前建造诺亚方舟的可行性——这些远离肉身的问题，却可以成为我们思维的训练场。我们到底是变得更聪明还是更愚蠢了？如果让苏格拉底来判断，那么他的结论显而易见——觉得自己懂得越多，就越蠢。 

然而公民所对应的知识，并不是上述科技，而是源自古典的公民美德。这美德要求你成为自己的主人，对城邦事务负有责任。公民身份的政治和公共特性决定了公民美德和科学技术实际上毫无关系，现代语境中的“知识”只是一种对于真实知识的模糊与误读。而真实知识的范畴应当将硬技术排除在外，仅仅包括对人类生活的反思和解释。 

作为表达工具的技术手段在蓬勃的发展，但并非全部朝着加强公民表达的方向。极权政府懂得利用网络、通讯工具等一系列手段对公民进行监控、尽其所能封锁公民的一切反对意见。在那里，技术成为阻碍公民表达的第一道障碍。东德和前苏联有庞大的特务机构，负责对过境之内的所有思想进行审查和过滤，包括对政治异议分子、知识及艺术界人士和普通民众的监视与监听——这些都建立在一定科技水平之上，而无论罗马帝国皇帝还是中世纪神权都绝对做不到这一点。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技术不仅不是公民表达的必要条件，相反，还往往充当了戕害公民意见的刽子手角色。 

现代宪政民主制度下，公共话题往往需要专业知识才能进行判断，但话题的专业性，并不意味着公民本身必须学会专业知识才能做出选择。此时专家的辅助作用体现的尤为清晰，他们通过清晰通俗的语言将客观情况转述给公众，然后公众根据这些材料议事。 

我在本文中着重强调应该将“知识”和“技术”分离，原因即在于对于公民参与的关键是“知识”而非“技术”、尽管这两个概念现今被我们反复混淆以致让人难以琢磨。现今的公民参与过重的依赖于技术支持，显然本末倒置。我们在强调以技术支持公民参与的同时，绝不能忘记，公民参与的核心乃是公民表达的诉求。丧失了这样的诉求、反将技术作为公共事务参与讨论的唯一途径，则或多或少的忽略了知识的本质是什么。 

所以在公民身份尚未得到全体自我确认的时候，着墨过多于技术将带给公民表达怎样的差异化未来，显然是饿着肚子的时候考虑吃得太饱怎么办。我对于这篇无聊论文的观点也就如上文所说——有美好的憧憬固然很棒，但是人类智慧毕竟不能总是用在画饼充饥上。 

教授们还需加油，无论是美国的还是中国的。

今天早上朋友给我看了一篇文章，让我毛骨悚然。《信仰在牺牲与背叛中接受考验》

晚上的时候，上msn和我的论文指导老师g老师聊天，提起自己的事情，g老师提醒我最近时局并不好，要小心谨慎，一些事情最好暂停一下。

以前我也有过这样的忧虑，但是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读书会和文集，如果认真起来，这两件事情就够我受的、足以将我的身体和大脑毁坏。

我想起了以前写的一篇文章《写给此刻正在监视该版的网络特务，你》。在这篇文章中，我说过，作为一个公民所能做出的最有力支持就是阅读异见。写作这篇文章的时候并没有仔细考虑，现在想来，非常赞同。

作为一个公民，最有力的支持就是阅读异见。而任何超过这个范围的人，都是英雄。

我相信公民美德的建立，绝非一朝一夕，但是若等到水到渠成那一天，一切就如柏林墙的倒塌一样顺其自然。哈维尔先生呼唤的，也正是这消亡的公民品质。我不愿成为一个英雄，因为作为英雄必然面对独自一人、遭遇迫害。我想我不是那个打开水闸的人。

1993年，在哈维尔与布罗茨基的论战中，哈维尔如此概括那些当时在路上碰到哈维尔却主动避开他的旧友：1，这些人在某种意义上把哈维尔当做他们的良心，如果碰面，他们就要解释为什么不去行动。2，害怕有秘密警察跟踪，带来一系列麻烦。“简言之，我成了这些朋友的一种‘不便’，对不便最好的办法就是躲开。”哈维尔将这种感觉“不便”看做人们回避现实、屈从现实的根源。

可我一直没有找到做一个英雄的原因——为了哈维尔的“良心”么？还是其他什么？我害怕付出成本，害怕自己和周围的人遭遇迫害，却又偏偏这样渴望自由。难道除了让我承认自己“没有良心”、就没有别的方式来说明为什么我不选择做英雄？

政治遭遇的成本非常高，也即哈维尔所说的“不便”。断手断脚，我能够接受，但是断了自由——这样的成本，我能够接受么？我为了别人的自由断送了自己的自由，这符合我的个人主义立场么？

最简单的是非判断，面临最严酷的代价，都变的异常复杂。我确信自己不该指责那些没有签名某一纸书文的人，因为我和他们一样，只想做个公民而非英雄。

祝众师友，一生平安。

此文发表于学校论坛的“政法天地”板块。

《写给此刻正在监视该版的网络特务，你》

我不知道你是谁，不知道你的性别和年龄，不知道你是否为了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抑或仅仅将“监视”当成一项立场中立的谋生工作。

你在看着我们，在看着我们说过的每一句话，每一场敏感的讨论你都仔细查找敏感的内容，然后命令学生管理员将之删除或锁定或转移。我曾经很愤怒，怒骂你为五毛党、走狗、秘密警察……现在我的态度温和了许多。因为我想，也许你本人也厌恶这如此的生涯——践踏着别人的自由，也就是践踏自己的自由，监视着别人，自己也同样被监视。你一定是热爱生活、喜欢娱乐、而又厌恶着乏味、无聊、残暴的事情。我相信你，就像我相信这个版上的其他朋友一样。我坚信你们所有人都是善良的——如果没有人以强力逼迫的话。

今天我管你叫“网络特务”，希望你不要误会。“特务”二字是中性的，我的意思是你在为我们提供“特殊服务”，为了保障我们的思想健康而监视我们。你支持这样么？你认为你、我、我们身边的亲人和朋友，都具备分辨善恶的能力么？或者说，即使不具备能力，我们就这样轻易的让别人为我们作出决定——他们比我们更了解我们需要什么？

甚至今天我和你说的这些事，与我们无关。你只想想你自己——你有权利为自己做决定么？阅读、发言、观赏、迁移——这些，到底是不是应该由你自己做决定？从没有任何一个人，能知道我在想什么、我想要什么。现在，我在想上帝能否赐给我一个大波妹，而下一秒，我则希望全校同学都能阅读一遍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没人能清楚的知道他人的需求，更不用说所有人的需求。

“政法天地”这个版块的存在，绝非一些愚蠢的学生管理员说过的“一小撮人”的“聚集地”。我将它当做一个手电筒、因为我不敢大言不惭的说它是一个灯塔，这个手电筒极其微弱，每天来政法版看帖的人很少。但是令我欣慰的是，至少有你，网络特务，密切的关注着我们这个版块的生存与发展。尽管你监视着我们，但你同样是我们的读者和朋友。就算只剩下一个读者——监视着我们的你——政法天地依旧是成功的。我绝不歧视任何职业、任何政治观点的人，能让你阅读我们提供的文本，是我们莫大的胜利。

我知道你无能为力，就算你为我们感到不幸。这不是你的错。但是你已经做出了你最有力的支持——阅读和查看。这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所能做出的几乎是最强大最有力的帮助。你的阅读，即便是对“政治正确”与否的规范审查，也将我们讨论的内容带到了一个更新的地方去——你的大脑。

即便只有你一个读者，一个奉命监视着我们的读者。
我们也深感欣慰，并且内心高兴。
你是我们的蝴蝶。

路过我们，就将一定会把我们的花粉带向更多的地方。
向你致敬。

2009.9.18

今日吃午饭时，我爸继续催促我说“公务员是最好的工作”云云，号召我考公务员。我对于公务员这份工作是否足够好不予置评，因为每个人的偏好相差太多（我就认为公务员的工作理应位列对青年人最缺乏吸引力的工作排行榜第一名）；然而就一个国家而言，就民众的政治理想而言，我不去当公务员，这恐怕是对国家政体最大的帮助。

常见的言论是：进入体制内部，保持理想主义，然后尽力参与政治的变革。这样的说法并不能形成普遍的政治改革路径。首先我对于任何体制内部的人均不抱有任何幻想、不认为他们中任何一人是善良诚实的，在对政府行为进行概念的圈定之前，就首先在价值上“先小人后君子”，姑且认为他们全部都是强盗和骗子。即使是我爸，作为体制内一个勤勤恳恳的普通分子，他也无法具有强大的精神力来对抗体制——事实上我相信体制是能够战胜一切精神力量的，包括道德和感情。因此，进入体制，即意味着赞同体制、拥护体制、志愿为了某某主义事业奋斗终生。

而支持我不进入公务员队伍最重要也是最坚挺的原因，并非我憎恶公务员队伍、讨厌体制，而是作为公民对于国家和政体应该抱有的基本理想和责任。

我是接受过行政学系统教育的学生，并且相信在同龄人中具有“中等偏上”（这个词被那些不愿自曝照片、在浙大bbs征男友的女生所大量使用，以描述自己在求是园中的外貌水平）的知识水准和智力能力，对于政治、行政、官僚结构都有优于绝大部分人的理解。那么，从日常的视角看来，我专业对口，自然最适合公务员。

然则非也。国家若试图将最优秀的人才归置于政府中，长此以往，将会使最有判断力、最有决策力、最具智慧的人们聚集于政府，为社会各种决策制定详尽的优劣分析。并高效的使之落实。以上是我所能做出的最理想的假设，我假设他们都是道德高尚的，完全没有腐败和利己的行为，在官僚体系中也是非人格化的。可是即便他们是这样优秀、作出的决策也非常正确，依然会令这个国家日渐衰落。因为人们将习惯于将决策和思考的事情交给政府的精英们来处理，人们对于公共事务不再关心、反正政府会处理的很漂亮，自己决定自己的事情越来越少，对于公务处理的关心和能力都会降低。这种民众政治退化的难堪境地在雅典城邦甚至是不道德的。

在一个全能政府的领导下，优秀的人们自愿进入体制谋求更好的福利和更多的晋升机会。官僚机构内的钻营会成为体制内的主题。不仅如此，为了维持机构的健康，往往需要在外部有同等力量进行监督。但是倘若某天社会精英全部进入政府，他们也就没有了外部监督、或者说至少外部的人在智力、见识、知识、辩论等方面的才能，必然远远不及政府。这样，外部监督也就无法形成。

倘若以上所说统统不考虑，毋宁承认这一条——政府的存在作为“必要的恶”，其权力、能力的膨胀将是整个社会最大的隐患。这也是近代以来对西方政治中对政府基本的价值判断。

我作为一个人才，对充满自由的中国寄予无限期待，自然要为国家的自由和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我反对优秀人才进入政府，那就从我做起，不进入政府、不当公务员，让政府的水平和能力维持在一个可以忍受的、较低的层次，这样就是在变相削弱政府的能力，同时也就是以我单人之力扩展自由的疆野，并对政府权力时时进行着威胁和监督。

你若是个人才，你若对中国负责，你若向往自由，请不要去做公务员。

人权

人权最普及最易懂的说法是“人因为其为人而享有的权利”。人权是不需要其他前提和条件的，当然，如果说有前提，那么也只有一条——人权的实现要求本身的权利和他人的权力和平共处。没有任何人的人权是应该建立在对别人权利剥夺的基础上的。

于个体来说，每一个人都是人类社会的目的而非过程；工业社会之所以“异化”，说到底，就是大机器生产带来的人类分工合作中，难以避免的将个体的人当作了工具，通过命令指挥人来达到使用人的目的。在这一套体系中，不需要体现个人意识，若非智能化程度的限制，其实将人替换成机器人，也并无不可。

人权包含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获助权、公正权、尊严权等，最重要最基本的是前三个，由这三个权利可以推导出其他人类应该享有的权利。现在几乎各国宪法都将公民权利置于国家权力之前，而宪法所保障的更多的也是公民权利。环境、历史、经济的不同，导致各国人权的实现水平迥异，然而这并不妨碍“人权”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价值标准之一。贫穷落后并不是酷刑、暴政的借口，体现在人权这二字之上的，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

我们经常使用“指手画脚”这一词语形容美国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干预。其实这种说法避重就轻的选择了主权问题转移人们的视线——的确，中国享有主权，但在主权之上，更存在一个人权，这才是主权存在的根本、国家合法性的来源。保障公民的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是国家最基本的职能，如果不能完成这一职能，人民有理由以法定程序解散现政府、通过契约构建新的政府。

公民

公民是存在两个定义。首先是法律意义上的公民，是宪政民主的产物，是一个人之于国家的身份确认，代表了个人应服从的社会规则，一个美国人是不需要服从中国法律的。其次，“公民”之“公”则与“私人”之“私”相对比，前者体现了人对于所属社会公共事务的治理和讨论，后者则更多的表达了其对于私人领域事务的绝对权威。这二者并不相对立，而是相互补充的关系：公民对于公共领域事务积极参与讨论和治理，在互相商议和妥协之后做出决定；然而对于私人事务，则无需进行任何意义上公共讨论，应由其全权处理。

在雅典城邦，经过身份筛选的公民聚集在市民广场进行公共问题的讨论，公民认为公共事务的重要性是大于私人事务的，而那些将私人事务凌驾于公共事务之上的行为则是颠倒价值的举动，是为人所不齿的。从对于“公”的积极参与上讲，古希腊雅典城邦公民是现代公民的楷模，但是同时我们也需要对当时雅典“公事大于私事”的倾向加以警惕，防止公共领域侵犯私人领域。在当代，我们所要做的可能恰恰是为二者的和平相处找到一个平衡点。

显然只有当具备了主体意识后，公民才能对公共事务做出独立、理性的判断。而对于自身权利的了解，是公民意识最核心的部分，只有当个体充分意识到作为公民应享有的权利，他才会通过消极的保护、积极的诉求争取来实现权利。 进而可以推导出，在具备了主体意识后，公共意识也显得非常重要。这是一种对于公共事务充满诉求欲望的意识，既关心公共决策、同时又积极参与讨论，从消极的方面去理解、去对待，从积极的方面去争取、去讨论。

至此，一个公民才真正成为一名“公”民。

共和，宪政

从早期的君王专制，到民治政府，再到宪政政府，期间的思想变动经历了相当大的波折。在讨论民主平等自由时，共和和宪政常常沦为民主这一鼓动人心的字眼的陪衬，进而诱发这样一个现象——人人都知中国的全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然而很少有人确切的知道“共和”二字的含义。

从本质上来说，任何形式的“专制”的摆脱不了暴政的可能性，因为专制所包含的含义就是，对于一部分人，不需要讲道理，只讲阶级和政治立场，不需要尊重他们的意见，他们是敌人必须予以制裁。这里需要加以说明的是，现代的专制往往打折“民主”或“人民”的旗号，用政治口号和模糊的概念来获得语义上的合法性。这和追求纯粹民主的行为其实是相通的。以民主之名，加以迫害，实为多数人暴政，他们恰恰违反了民主的基本信条——每个人，都拥有发表自己意见的空间，都有对公共事务进行决策的权利。

民主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而今已经成为政治变革的一面大旗；但凡涉及政治大变动，必然提起这两个字。然而我们在民主的路上走得越远，就越需要以共和来免疫民主的“暴戾”，以避免民主沦为独裁者最凶狠的武器。

与民主共和不同，宪政实质上是一种制衡政府的方法、而并非单纯的政治哲学概念。自由主义学者认为，政府是一种“必要的恶”，人们通过让渡部分权利，来保障全社会人的基本福利；然而作为一个“立维坦”，政府同时又是是巨大的专制工具，倘若不能以某种途径制约政府本身的膨胀欲念，那么不仅无法达到人们最初组建政府的目的，更会是体制走向邪恶。

“宪政”的最初含义是“宪法政府”（constitution goverment），人们在解释宪政时，很自然的理解为“用法律限制政府”。但是这个观点很快由于过于狭隘而得到扩展，政府部门之间的相互制衡同样是对于政府权利的限制。当然，倘若追根究底，任何“限政”的举措，都是法律的延展。

精英

民主和独裁，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平等。在民主社会中，人人因为具有他人不得侵犯的权利而自由；在独裁统治下，人人都因丧失独立人格和权利、成为奴隶而平等。然后事实上，在微观控制着社会发展方向的总是少数人，他们或尔能引领政治，或尔能影响舆论，从而对全社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精英具备两个特点。首先，相对于民众，精英具备某种优势，这种优势可以是对专业知识的掌握，也可以是财富和权利；总之，在某一领域有较高地位，熟知这一领域，并是领域中的优秀成员。具备这样的优势，可以通过后天的学习、奋斗，也可以通过世袭手段获得。其次，精英的存在，是一个被选择的过程，只有具备了一定条件后，公众选择他成为精英、并且其本人也有成为精英的主观意愿，他才能够成为我们所说的精英。考试、竞赛及各种选拔，事实上就是挑选精英的手段，通过考验的人能够得到更多资源、更高地位。

在知识领域的精英，是各行各业的专家，由于行业庞杂，这些专家数量庞大，虽然在自己的领域内有较高声誉，但对于整个社会的影响力相当有限。于是在一个健康发展的社会里，这些知识精英，就成为了社会纺锤形结构的中间阶层。这个阶层，离真正的精英阶层尚有距离，同时又处于底部阶层的上方，不仅仅起到了稳定社会的作用，同时大量的上层精英，也出自这个阶层。可以说，未来的上层精英，有很大一部分将出自这个阶层。

哈耶克曾嘲笑”知识分子“是”贩卖观点的二手商人“，他们并不比民众聪明或博学，他们只是较早的了解了某些概念。同时哈耶克又强调了虽然”知识分子“不具备真正的政治权利，但是其实社会舆论是有他们主导的，各种民众眼前的信息，都经由”知识分子“坚信的某些观念的筛选。

如同直接民主的不现实一样，治理国家是无法事无巨细的进行全民的民主决策的，因此在当代社会，精英的出现是必然的，同时如果以相应的程序加以限制权力，那么精英不仅不是民主的敌人，还发挥着自己的作用来促进民主。那些提起”精英“二字就觉得民主倒退的观点，其实和那些认为代议制减低了民主纯度的观点如出一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