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吃午饭时，我爸继续催促我说“公务员是最好的工作”云云，号召我考公务员。我对于公务员这份工作是否足够好不予置评，因为每个人的偏好相差太多（我就认为公务员的工作理应位列对青年人最缺乏吸引力的工作排行榜第一名）；然而就一个国家而言，就民众的政治理想而言，我不去当公务员，这恐怕是对国家政体最大的帮助。

常见的言论是：进入体制内部，保持理想主义，然后尽力参与政治的变革。这样的说法并不能形成普遍的政治改革路径。首先我对于任何体制内部的人均不抱有任何幻想、不认为他们中任何一人是善良诚实的，在对政府行为进行概念的圈定之前，就首先在价值上“先小人后君子”，姑且认为他们全部都是强盗和骗子。即使是我爸，作为体制内一个勤勤恳恳的普通分子，他也无法具有强大的精神力来对抗体制——事实上我相信体制是能够战胜一切精神力量的，包括道德和感情。因此，进入体制，即意味着赞同体制、拥护体制、志愿为了某某主义事业奋斗终生。

而支持我不进入公务员队伍最重要也是最坚挺的原因，并非我憎恶公务员队伍、讨厌体制，而是作为公民对于国家和政体应该抱有的基本理想和责任。

我是接受过行政学系统教育的学生，并且相信在同龄人中具有“中等偏上”（这个词被那些不愿自曝照片、在浙大bbs征男友的女生所大量使用，以描述自己在求是园中的外貌水平）的知识水准和智力能力，对于政治、行政、官僚结构都有优于绝大部分人的理解。那么，从日常的视角看来，我专业对口，自然最适合公务员。

然则非也。国家若试图将最优秀的人才归置于政府中，长此以往，将会使最有判断力、最有决策力、最具智慧的人们聚集于政府，为社会各种决策制定详尽的优劣分析。并高效的使之落实。以上是我所能做出的最理想的假设，我假设他们都是道德高尚的，完全没有腐败和利己的行为，在官僚体系中也是非人格化的。可是即便他们是这样优秀、作出的决策也非常正确，依然会令这个国家日渐衰落。因为人们将习惯于将决策和思考的事情交给政府的精英们来处理，人们对于公共事务不再关心、反正政府会处理的很漂亮，自己决定自己的事情越来越少，对于公务处理的关心和能力都会降低。这种民众政治退化的难堪境地在雅典城邦甚至是不道德的。

在一个全能政府的领导下，优秀的人们自愿进入体制谋求更好的福利和更多的晋升机会。官僚机构内的钻营会成为体制内的主题。不仅如此，为了维持机构的健康，往往需要在外部有同等力量进行监督。但是倘若某天社会精英全部进入政府，他们也就没有了外部监督、或者说至少外部的人在智力、见识、知识、辩论等方面的才能，必然远远不及政府。这样，外部监督也就无法形成。

倘若以上所说统统不考虑，毋宁承认这一条——政府的存在作为“必要的恶”，其权力、能力的膨胀将是整个社会最大的隐患。这也是近代以来对西方政治中对政府基本的价值判断。

我作为一个人才，对充满自由的中国寄予无限期待，自然要为国家的自由和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我反对优秀人才进入政府，那就从我做起，不进入政府、不当公务员，让政府的水平和能力维持在一个可以忍受的、较低的层次，这样就是在变相削弱政府的能力，同时也就是以我单人之力扩展自由的疆野，并对政府权力时时进行着威胁和监督。

你若是个人才，你若对中国负责，你若向往自由，请不要去做公务员。

23号区枫林晚书店听梁文道的讲座。

其实我打心底里面并不喜欢梁文道，首先我对年纪不大、但特别老派的人含有天生的反感，这种反感是不带有学术水平或者道德修养的判断、仅仅是我个人的偏好。另外，梁对自己的定位很准确，他说自己是“中间偏左”，这点上我同意他对自己的位置判定。不过在看《常识》的时候，我发现某一两处地方，不仅仅是“偏左”，而是“极左”。很遗憾的是，《常识》是之前比较久看的，当天已经忘得差不多了，找不到那些让我怀疑是五毛党即兴之作的地方，也就对梁文道无从问起，这使我内心感到颇为遗憾。

当天梁文道说了很多废话，什么儒家什么读书什么宗教，一是没有中心，二是令人获益甚少。唯独一句话——“当年那些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他们建立了一个国家”。这句话指的是见过的元老，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那些开国将领的平均年龄不过三十来岁。我们的国家的建立，是一群年轻人的杰作。讲座结束返校路上，和朋友们聊起这句话，醍醐灌顶、如当头棒喝，令我辈羞愧难当。

是的。消费主义对人的价值衡量最直接体现在货币上，我们可以用货币来衡量一切效用，如边沁能够通过各种维度的代数和加总计算人们的苦乐效用。现在更为简单，我们以货币作为标尺，然后消费货币、并被人消费。我犹记得在韩福国老师家玩乐的那个晚上，他抱着我的肩说“如果新世界都不能依靠你们年轻人，那么还能依靠谁……”。那天醉酒后我偷偷的流了眼泪，突然间觉得并非大学消费了我，也非我消费了大学，而是我真正的生活在血肉中的杭州和浙大。

啰啰嗦嗦说了这么多，中心思想是年轻人要立大志，要有远见卓识。在我看来这远远不是一句空话套话。当年那些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他们建立了一个国家。想到这句话，我尤其鼓舞——我们，是能够建立一个国家的。

一、政党的目的。现代政治的目的。

首先确定我们的论题范围。在这片文章中，所要讨论的“政党”，仅仅局限于民主政体下的多党，而20世纪以来的苏联GCD、德国纳粹党、中国GCD等，均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专政政党之所以没有什么好讨论的，在于他们具有大同小异的严密结构、意识形态、控制方法，并且也不再成为世界政坛的主流。以务实而规范的观点来叙述我的观点，将是这篇文章的主要叙述方法。

在自由的政治环境中，人们具有结社、发表政治观点、竞选主持公权力的权利。具备相同或相似意识形态、利益主张的人们结为政党，并且其中一部分人成为了职业政客。政党的最终目的都是取得政权，我们可以近似的理解政党为自由市场中的企业，企业的目标是取得市场的支配地位（如果没有竞争者，所有企业都恨不得一夜之间成为行业垄断者），同样政党也是以获取权力、支配国家政策作为目标。只是企业向市场提供的是可盈利的产品和服务，而政党一旦当选，则向整个社会提供源源不断的意识形态、并通过政府传达意志和生产符合该党心意的公共产品。

可以说，政党并非是善良的，就像任何企业都不是慈善机构一样，没有人是纯粹的利他主义者。这一点在亚当斯密的年代就被先哲早早解释出来，我们同样认为在政治领域不存在圣人、每个人首先考虑的都是自己的利益。古人在放弃了寻找哲学王后，转向另一个极端，认为即便是一国之君，也要努力将狮子和狐狸的品质合二为一，成为一个伟大的骗子和伪君子，以此维护自己的地位①。

一个政治制度之所以被褒奖为“好”的，是因为该政体本身的设计能通过封闭循环的制度，将人们的个人主义导向公共服务的增益。需要注意的是，这样的政体本身并不排斥反对功利主义。罗尔斯认为，“（古典的）功利主义观点的突出特征是，它直接涉及一个人怎样在不同的时间里分配他的满足，但除此之外，就不再关心（除了间接地）满足的总量怎样在个人之间进行分配”。在自由主义眼中，这种威胁一方面来自政府，另一方面也来自他人。③此即舍勒所谑称的惧怕被竞争对手欺骗的“市民德性”——“人对人的原则上的不信任态度”。④而恰恰是这样的不信任，在经历了共和宪政的过滤后，成为了保障公民利益的有力工具。

我们绝对不能以人的自私心为耻，也绝不能抱着泯灭私心的态度进行政治运动。在各国宪法中都以宪政自居的当代，再认为政治家或政客应该是善良而睿智的，显然是一种思想退化，这既不必要，也不可能。政治的目的就在于让争夺利益的双方放弃丛林法则，走到谈判桌前，互相讨价还价、进行妥协。在这一目的背后的政治，是充满了宽容和尊重的自由主义精神。

然而并非一个完善的体制就能解决所有问题，更何况我们所看到的体制还远不能算完善。政党取得了国家政权后，必然以某种方法履行自己的承诺，期间将不可避免的出现利益的输送。

二、政党的责任

人非至善的天使，至善就不需要政府；人也不是至恶的禽兽，至恶也就无法形成政府。政府作为必要的恶，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保证所有公民的利益，否则人们根本不需要通过让渡权利的方式组建一个侵犯自己的立维坦。

而政党的目的则在于自己的利益。如何协调政府和政党目标的不协调？我在这里引入公共责任的概念。笼统的说，公共责任是针对政府而非政党的，但在现实生活中，政府仅仅作为行政的工具而存在，在政党角逐中，我们也往往看到的是多党关于价值的争辩，绝少听到某党以自己是高效率的作为竞选口号。于是政府对于公共责任的义务，实质上落到了政党的肩上。

执政党于行政部门，就像大脑之于身体，它既负责形而上的价值判断，又用行政命令将它的价值付之国家政策。取得了政权的政党，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它拥有强制力的权威，另一方面，它和其他所有市场中的主体一样，是一个经济人，不可避免的存在自利动机⑤”。当奥巴马反复督促美国两院通过救市法案时，我们不能以为民主党就是拯救经济的救世主。一方面，我们并不相信科学家、工程师能够承担起公共责任，另一方面，在公民意识的深处，我们本能的对政党提出的政策进行怀疑。

政权的选举更替，促使政党在提出政策时必须考虑选民利益——这其中大有文章可作，选民不是专家，选民需要的是立竿见影的效果。而政党本身同样对速效政策有天然的偏爱。这就是为什么美国1929年大萧条后凯恩斯主义大行其道、成为官方经济学的原因。倘若一项全民支持的、立竿见影的政策摆在执政党面前，那么该党是没有理由拒绝这样一个太高自身权威、扩大政府控制能力的方案的。

政党的责任并不是制定正确的政策，政党并不全知全能，我们也不能以政策的结果评判政党是否尽责。这是一个需要反复强调的误区。如同我们对待政府的中立偏右的态度一样，政党的存在并不是目的，而是手段，这手段所要保障的价值乃是政党的责任。从自由推导出来的民主、平等，这些是政党真正的责任。或许看起来有些滑稽，然而我们的确需要自私自利的政党，来保障我们最崇高的价值。

三、政党和国家的关系

政党的责任是保障自由的价值，换言之，在国家的体制内，政党政治是宪政的一部分。“控制国家或政府权力”是宪政一词较为原始的含义。从这种最粗糙的定义开始，多党竞争下的自由主义政党政治，就始终是限制国家权力的手段。萨托利曾经断言：“无论过去和现在，宪政制度事实上就是自由主义制度，可以说自由主义政治就是宪政。”⑥哈耶克也曾说：“剥离掉一切表皮以后，自由主义就是宪政。”⑦

为了避免某个团体长久把持国家权力、形成专政和独裁，一个有效的手段就是以民主的方式让公权力掌握者“竞争上岗”。在这一思路下，又包含了妥协、协商、民主的概念，不同的意识形态组成不同的政治团体。现在，政党与国家的关系，不再是手段和目的的关系，人们也不大记得政党更替仅仅作为一种使公权力定期流转的方式而存在的初衷。有时候政党竞争这个事实本身，就被当做了价值来进行讨论。尤其在中国大陆的政治环境中，谈及民主政治，就必然涉及多党制。其实大可不必如此神经紧张。就像权力制衡一样，政党的存在，只是一种手段，倘若有更合适的技术手段，我们完全可以放弃多党、放弃代议制。

参考文献：

① 马基雅维利；《君主论》，张志伟，梁辰，李秋零译；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

② 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③ 张凤阳等；《政治哲学关键词》，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109页

④ 舍勒；《价值的颠覆》，曹卫东等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

⑤ 张凤阳等；《政治哲学关键词》，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199页

⑥ 萨托利；《民主新论》，冯克立、阎克文译，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348页

⑦ 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邓正来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2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