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吃午饭时，我爸继续催促我说“公务员是最好的工作”云云，号召我考公务员。我对于公务员这份工作是否足够好不予置评，因为每个人的偏好相差太多（我就认为公务员的工作理应位列对青年人最缺乏吸引力的工作排行榜第一名）；然而就一个国家而言，就民众的政治理想而言，我不去当公务员，这恐怕是对国家政体最大的帮助。

常见的言论是：进入体制内部，保持理想主义，然后尽力参与政治的变革。这样的说法并不能形成普遍的政治改革路径。首先我对于任何体制内部的人均不抱有任何幻想、不认为他们中任何一人是善良诚实的，在对政府行为进行概念的圈定之前，就首先在价值上“先小人后君子”，姑且认为他们全部都是强盗和骗子。即使是我爸，作为体制内一个勤勤恳恳的普通分子，他也无法具有强大的精神力来对抗体制——事实上我相信体制是能够战胜一切精神力量的，包括道德和感情。因此，进入体制，即意味着赞同体制、拥护体制、志愿为了某某主义事业奋斗终生。

而支持我不进入公务员队伍最重要也是最坚挺的原因，并非我憎恶公务员队伍、讨厌体制，而是作为公民对于国家和政体应该抱有的基本理想和责任。

我是接受过行政学系统教育的学生，并且相信在同龄人中具有“中等偏上”（这个词被那些不愿自曝照片、在浙大bbs征男友的女生所大量使用，以描述自己在求是园中的外貌水平）的知识水准和智力能力，对于政治、行政、官僚结构都有优于绝大部分人的理解。那么，从日常的视角看来，我专业对口，自然最适合公务员。

然则非也。国家若试图将最优秀的人才归置于政府中，长此以往，将会使最有判断力、最有决策力、最具智慧的人们聚集于政府，为社会各种决策制定详尽的优劣分析。并高效的使之落实。以上是我所能做出的最理想的假设，我假设他们都是道德高尚的，完全没有腐败和利己的行为，在官僚体系中也是非人格化的。可是即便他们是这样优秀、作出的决策也非常正确，依然会令这个国家日渐衰落。因为人们将习惯于将决策和思考的事情交给政府的精英们来处理，人们对于公共事务不再关心、反正政府会处理的很漂亮，自己决定自己的事情越来越少，对于公务处理的关心和能力都会降低。这种民众政治退化的难堪境地在雅典城邦甚至是不道德的。

在一个全能政府的领导下，优秀的人们自愿进入体制谋求更好的福利和更多的晋升机会。官僚机构内的钻营会成为体制内的主题。不仅如此，为了维持机构的健康，往往需要在外部有同等力量进行监督。但是倘若某天社会精英全部进入政府，他们也就没有了外部监督、或者说至少外部的人在智力、见识、知识、辩论等方面的才能，必然远远不及政府。这样，外部监督也就无法形成。

倘若以上所说统统不考虑，毋宁承认这一条——政府的存在作为“必要的恶”，其权力、能力的膨胀将是整个社会最大的隐患。这也是近代以来对西方政治中对政府基本的价值判断。

我作为一个人才，对充满自由的中国寄予无限期待，自然要为国家的自由和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我反对优秀人才进入政府，那就从我做起，不进入政府、不当公务员，让政府的水平和能力维持在一个可以忍受的、较低的层次，这样就是在变相削弱政府的能力，同时也就是以我单人之力扩展自由的疆野，并对政府权力时时进行着威胁和监督。

你若是个人才，你若对中国负责，你若向往自由，请不要去做公务员。

问题一：恐怖分子在某地安放了毁灭整个地球的炸弹，但是国际武装力量到达该地必须经过一条高速公路，而这条高速公路的正中间有一个坚决不拆迁的钉子户，并宣誓他的生命与他的财产同在、他将誓死捍卫自己的房子。我们是否应该杀死他、拆除他的房屋、使得部队通行、拯救世界？

讨论这个问题，将无可避免的推出我们习以为常的功利主义比较方法，边沁可计量的“快乐痛苦统计法”。这是一道很简单的选择题，一边是全球六十亿人的生命和全部财产，另一边是一个钉子户的一幢房子。似乎只要是理性的人，当然要选择六十亿人的生命、财产，放弃钉子户的那幢不合时宜出现的房子。在地球毁灭这个背景之下，再来谈论个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一件迂腐而愚蠢的事情。

这种比较无论是从质还是从量上来说，天平两边都相差悬殊。我们做出选择时，情不自禁的倾向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是“理性”的比较。可是以此为“理性”，我们将推断出一系列荒谬的结论——例如，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散尽全部身外之物、拯救更多非洲难民于生死边缘，但我们并没有这么做，显然我们并没有遵循“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因此我们的不作为是不道德的。

当6000000000人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我们将自然放弃其中1个人，以牺牲他作为代价，换取其他5999999999人的生存，那么当这5999999999人再次受到相同威胁时，我们会再次牺牲一个人、保全剩下的5999999998人……以此类推，当世界只剩下3个人，我们依然会牺牲一个人、保全另外两个。但是当只有两个人的时候呢？显然，这个时候只有丛林法则，谁更强大、谁就生存。这一套逻辑推论下来没有漏洞，却得出了一个恐怖的多数人残暴统治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少部分人被当做生存的手段，无论是牺牲掉还是被吃掉，都是一样的——他们没有权利可言，他们死于“一人一票”的多数人“民主”。

那么在这个危急时刻，我们到底应该如何选择？当我们面对这样一个困境的时候，每个人都变成了上帝，我们在这场思想实验中扮演上帝的角色。价值和生命到底哪个更重要？归根结底，就是我们是否要为了生存而突破底线价值？如果说生存也是一种价值，那么这种价值和别的价值有没有高下之分呢？

问题二：人，是否有选择成为奴隶的自由？

这个问题和上面那个问题一起、困扰了我很久很久，都是苏振华的课上讨论过的，我却始终没有得出自己满意的答案。苏振华的解答是：权利是一致的，人当然有选择成为奴隶的自由，但是前提是当他不想做奴隶的时候，他也有拒绝继续做努力的自由。我对这个回答一直不满意，虽然自己也无法找出更合适的解答。

其实苏振华的回答是一个伪答案。问题中的“奴隶”的含义，就是无法再进行选择、没有权利、被人奴役的人，而苏振华有意无意的改变了“奴隶”的含义。他回答中所说的“有权利拒绝继续做奴隶的奴隶”，实际上已经不再是问题中严格限定的“奴隶”。因此这个答案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的解决，可以寻求古典自由主义大师密尔对于“自由”的理解。密尔提示我们，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完整一体，在我们讨论是否能够“切割”自由的时候，我们已经触犯了自由的边界——事实上个人主义的自由本身既不可分割、也不可转移、更不可放弃。关于奴隶的这个问题本身，也是一个伪命题，一个人是无法自愿成为奴隶，因为这首先违背了我们对于人性趋利避害的基础理解，然后也违反了自由的概念和边界。当一个人成为奴隶，他显然已经无法再谈论自由和权利。而在他成为奴隶之前，自由并不能给予他放弃自由的“权力”（这里用权力这个词以区分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