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2010年7月28日，堪称是新闻从业者们的黑色一天。经济观察报社记者仇子明因报道凯恩公司关联交易内幕，被浙江省丽水市遂昌县公安局以“涉嫌损害公司商业信誉”的名义全国通缉。同日，据第一财经透露，该社报道紫金矿业污染的两位记者家属在前一天均遭遇车祸、并且都是车体损伤而人员无碍，同一报社报道同一选题的两名记者的家属在同一天遭遇几乎相同的车祸，不得不令人浮想联翩。而在南京爆炸案发生现场，江苏卫视的记者在直播途中被领导强行打断、反复质问“那个让你直播的？……你叫什么名字，把你电话给我……”，最终无奈切断直播信号，官员的“官威”随着凄惨的爆炸现场一齐直播出去，舆论哗然。

一天之内，我们看到资本、公权力分别用自己的力量打压媒体，二者欲说还休的“战友”关系又毫无遮挡暴露在光天白日之下。资本有难，公权力忙不迭的跟上扶助，成为挡在大资本身前、为其保驾护航的马前卒；而当公权力自己面对媒体时，又毫无创造性的训斥媒体封口，甚至在全国直播时依然官威凛凛的对着镜头大呼小叫。

深圳《晶报》在今日的社论中提到，“打手臣服于金钱不难理解，但公权力拜倒在资本脚下则令人匪夷所思”。其实道理不难明白，资本力量虽然强大，但在中国商品市场开放、要素市场管制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实质不过仅仅是资本依附于公权力、跟在公权力身后吃些残羹剩饭。上市公司依靠强大资本，固然可以收买记者、封口记者、甚至驱动几个打手去威胁特定的某个记者，但绝难伤害到整个媒体，因为在资本市场信息大致公开、而媒体的话语权也缓慢得到增长的今天，你伤了经济观察的记者，就会有第一财经来报道，而当你摆平了第一财经，没准国外的媒体已经沿着你的资本脉络顺藤摸瓜调查了个底朝天。

资本必然追求利润，在正常的国家用正常的方法逐利，在疯狂的国家则用疯狂的方法逐利。如果认为腐败、官商勾结是社会强者公然伤害媒体监督权的根本原因，那么当官员不再腐败、资本与公权力隔断之时，媒体们就能安心睡觉了么？恰恰相反，无良资本遭遇媒体曝光时固然痛恨那些以笔做刀的记者，但媒体自身的壮大也无时无刻不需要资本的支持，例如《华尔街日报》《泰晤士报》等顶尖媒体的背后正是全球报业大亨默多克。媒体本来就是一个需要高投入高产出的行业，国内著名媒体人安替认为，一篇优秀报道的诞生需要投入极高金钱、时间、人力成本，所以只有暴利才能养活最优秀的媒体。一旦媒体与资本完全隔绝，将不得不向权力彻底臣服。而最终能够将整个媒体行业良心扼杀殆尽的，从来都只是公权力。

以前苏联为例，1917年高尔基开设杂志反对苏共党报《真理报》，而他的杂志在1918年即在列宁的“关照”下停刊，随后高尔基出国“被疗养”。1923年第三季度，私人出版社的出版物在审查中被出版总局修改或禁止；在对国外出版物禁查方面，1926年全年共禁行4379期国外期刊、5276部书和2674件印刷品邮件。仅1938年一年，就销毁英文杂志869种，法文杂志640种、报纸33620种，德文杂志7620种、报纸3450种，其他文种杂志达5000种以上，报纸近5000种。可以想见，这样大规模的媒体审查与钳制，是除了公权力以外的任何“资本家”“大财团”都无法达到的。

在“7·28”南京爆炸现场，当地官员对于媒体的反感与厌恶，从一个侧面表明，集大权于一身者，往往对媒体界的“好事者”成见颇深。不听话、不好管、天生反骨的媒体，对于政府来说简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也就难怪全球各地的专制国家都视媒体为妖魔。所以此时我们要集中火力痛骂的，当是那些尸位素餐的掌权者和他们的忠实走狗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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