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能跟老六他们吃顿饭，纯粹是沾了许骥的光。跟许骥认识时候我大三，在豆瓣上看他自称大二结婚，就跑去枫林晚围观之。到了今天，我俩已经是非常好的朋友。

许骥从一开始的枫林晚，到浙大出版社，到青年时报，再回到枫林晚，转了一圈，把书店、出版社、媒体都玩了一遍，行业内的运作手法相当清楚。这次再度回到当年的起点处，已经可算是枫林晚不可多得的牛逼人物。组织、策划、宣传、销售……有时候我想，枫林晚的老板朱升华招了许骥这么个能力非凡、工资要求不高的人，该给自己省了多少钱啊……

扯远了，话说回来，今天老六在枫林晚的见面会很棒，我问了自己困惑已久的那个问题——关于张立宪三字的由来。我说六哥在你出生的那个年代你爸妈给你取这么个牛逼的名字、能否介绍下他们当时的心路历程？

老六的回答是，他这个辈分的都叫“立”，当时正好召开九大、修改宪法，就叫张立宪了；同时他还有4个同学都叫做“迎九”（迎接九大）……还好老六赶上了“立”字辈，而且他爸妈对时政的关注重点不在几大几大、而在宪法上，不然老六今天就该叫张迎九或者张立九了。不管哪一个，听起来都是囧里个囧。

见面会结束之后，一行人赶到枫林晚边上的“一桶江山”饭店，先后到场的有老六、枫林晚的朱老板、浙江文艺出版社副社长、许骥一个马上去东莞做记者的年轻朋友跟他老婆、一个貌似什么环保基金的大叔、网易丁磊的助理周炯、杭州著名文化人夏烈、青年时报记者王晟，还有我。他们彼此多少或是朋友、或是有些业务关系，唯独我是个纯粹打酱油的在校学生。

老六作为一个从京城文化圈子出来的人，明显跟这桌江南书生的节奏不配套，说话经常冷场，中间周炯说了几个笑话，老六穿插着讲了讲自己《读库》的事情。夏烈老师拿出手机秀了秀他的新女友的照片，王晟吃到一半就回家赶稿子去了，许骥那个朋友跟他老婆因为赶火车也早退了，晚饭吃的不温不火，颇有杭州饭局的气质。

整桌饭上，老六都若有所思，他们在北京的六个老男人的饭局肯定不是这个气氛，他这个局长也不熟悉江南的做派。有时候琢磨琢磨，像张立宪这样的人日子过得说难不难，说容易也不容易。我唯一羡慕他的，就是作为一个公众文化人物能够有这么多粉丝。当然这跟王小峰在博客领域的异军突起也有着重要关系。

本来想今天买本《读库》支持一下老六，但是想了想还不如去当当卓越上多凑几本书拼个优惠活动什么的，于是也就没找他要签名。而且我这个人也贱，别管多著名的人，都不想让他在我买的书上乱写字，觉得特掉价。我最后一回找人签名是高二时候买了本郭敬明的书，然后排了两个小时的队伍等到了一个签名和一张合影，哎……上次许骥叫来梁文道，我就在旁边一直围观梁文道笑嘻嘻的签名——有这么一帮傻乎乎的粉丝，梁文道、老六都应该笑口常开。

当然还是要感谢许骥，让我认识这么多朋友。一个学行政管理的在校生，跟他们毫无业务关系，能很偶然的坐在一桌吃饭，不知道是今天我的荣幸，还是未来他们的荣幸了。

23号区枫林晚书店听梁文道的讲座。

其实我打心底里面并不喜欢梁文道，首先我对年纪不大、但特别老派的人含有天生的反感，这种反感是不带有学术水平或者道德修养的判断、仅仅是我个人的偏好。另外，梁对自己的定位很准确，他说自己是“中间偏左”，这点上我同意他对自己的位置判定。不过在看《常识》的时候，我发现某一两处地方，不仅仅是“偏左”，而是“极左”。很遗憾的是，《常识》是之前比较久看的，当天已经忘得差不多了，找不到那些让我怀疑是五毛党即兴之作的地方，也就对梁文道无从问起，这使我内心感到颇为遗憾。

当天梁文道说了很多废话，什么儒家什么读书什么宗教，一是没有中心，二是令人获益甚少。唯独一句话——“当年那些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他们建立了一个国家”。这句话指的是见过的元老，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那些开国将领的平均年龄不过三十来岁。我们的国家的建立，是一群年轻人的杰作。讲座结束返校路上，和朋友们聊起这句话，醍醐灌顶、如当头棒喝，令我辈羞愧难当。

是的。消费主义对人的价值衡量最直接体现在货币上，我们可以用货币来衡量一切效用，如边沁能够通过各种维度的代数和加总计算人们的苦乐效用。现在更为简单，我们以货币作为标尺，然后消费货币、并被人消费。我犹记得在韩福国老师家玩乐的那个晚上，他抱着我的肩说“如果新世界都不能依靠你们年轻人，那么还能依靠谁……”。那天醉酒后我偷偷的流了眼泪，突然间觉得并非大学消费了我，也非我消费了大学，而是我真正的生活在血肉中的杭州和浙大。

啰啰嗦嗦说了这么多，中心思想是年轻人要立大志，要有远见卓识。在我看来这远远不是一句空话套话。当年那些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他们建立了一个国家。想到这句话，我尤其鼓舞——我们，是能够建立一个国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