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崩溃之前，必须先谈什么是民主巩固。亨廷顿的标准是“双翻转测验”，即民主转型后的政权经历两次正常接替、掌权方能够接受选举失败后的放权——完成了两次交替，即可认为民主得到巩固。然而针对“民主巩固”的具体含义的辩论，其实本身指向“民主政治”，大概只有程序上的选举式民主是不够的，民主文化必须深植在本国的政治土壤之中。

秋风愿意从儒家文化中寻章摘句、挖掘出一鳞半爪的“宪政传统”，在我看来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当今世界政治潮流，是基于全球化以后的价值融通，自由和民主成为全体人类的共同价值，而无需再从本土挖掘精神给养。以儒家而论，本身带有大量反民主的毒素，强调权威重于自由、团队高于个人的集体主义。台湾在儒家推崇的纪律与服从的威权政治下经历几十年的折腾，重于在20世纪末拥抱第三波民主化浪潮、顺利完成亨廷顿的“双翻转测验”（1996年李登辉-2000年陈水扁-2004年陈水扁-2008年马英九）、并一跃成为东亚最自由国家，是华人突破儒家毒素的典范。民主文化既然已经渗透进台湾政治社会的每寸土壤，就很难再被拔出，可以这样判断，台湾已经对反民主的华人文化传统彻底免疫。

然而既然有成功范例，必然也有倒退案例。摆脱极权主义的俄罗斯即是一例。在叶利钦当政的1991年-1999年，俄罗斯在“自由之家”的评分逐渐上升，并被列入自由国家，在1995年至1997年之间，是表现较好的时期，当时政治权利与公民自由的等级均为3。然而在1999年普京上台之后，各项指数全面下滑，自由程度呈倒退趋势。2004年，已经倒退为“不自由国家”。我曾跟朋友提起过，转型正义在俄罗斯的缺失，是重要一方面。曾经作为克格勃的普京没有受到如捷克“除垢法”一样的软性清算而当上总统，加上1998年俄罗斯经济危机、1999年第二次车臣战争爆发，内忧外困，国家权力在一个前极权主义政权特工的把持之下迅速扩张，眼看俄罗斯民主倒退、叶利钦心血毁去大半，不胜惋惜。

对比台湾与俄罗斯，粗浅来看，有什么差别？我的了解非常有限，只能就所知说一点。

一、国家转型背景的区别。台湾转型于威权政治，而俄罗斯民主成长于极权政治崩溃之后。威权政治下可以有稍自由的政治社会，而极权之下没有任何社会“第二文化”的发展空间。罗刹国人黑暗之后骤见光明，难免头晕目眩。可以说，按照转型难度来排序，苏丹式政体＞极权政体＞后极权政体＞威权政体，台湾、俄罗斯转型难度差距之大，可想而知。

二、文化背景的区别。台湾的固然有儒家的反民主毒素作祟，但是其猛烈程度也远不及俄罗斯传统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强劲，普京上台以后对车臣战争的强硬态度，在一片血泊之上竟获得颇高的支持率，而反极权的英雄索尔仁尼琴居然也对普京亲睐有加，足见俄罗斯人骨子里的民族主义作风确实使得普京控制国家杜马、压制言论自由、迫害反对派的反民主政策如虎添翼。托克维尔曾经预测世界上将只剩下俄罗斯和美国这两个“伟大的国家”，其预言已经在冷战中精确应验，俄罗斯至今无法在政治土壤中播下民主种子的原因，苦笑一下，也只能归咎于宿命了。

三、公民社会发育程度的区别。其实这一点，与第一点关系紧密。国民党实行威权统治，但从未彻底根除公民社会，而台湾的基层选举在国民党执政期间也并未停止，政府没有强制抹除公共领域、私人领域界限，社会上存在大大小小不同方面的利益团体，本身已经存在政治多元化趋势。而俄罗斯在苏共蹂躏之下，别说政治多元化，连个体生存都朝不保夕，每个人被打散成原子状态，谈何民主实践？这是极权社会绝对不可能允许发生的事情。在这一点看来，台湾的政治社会其实早已发芽，而刚刚走出极权统治的俄罗斯，无异于在一片冻土之上种植民主花朵。

以这三点看中国大陆，除了文化背景与台湾近似，在前国家政权性质与公民社会发育方面，似乎处于台湾和俄罗斯的中间档位，总体来看，转型难度也介于台湾与俄罗斯之间。既然俄罗斯能转型，大陆当然更可以转型。但转型之后的问题比较严峻，我们会面对民主的巩固还是民主的倒退，这取决于巩固阶段一系列非常专业化的政权构造过程、和阴差阳错的历史偶然。现在关心转型之后的巩固问题，似乎为时过早，但我坚信总有一天，我写下的这些文字会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西班牙在1975年独裁者弗朗哥去世以后，由首相阿道夫·苏亚雷斯开展了一系列民主化活动，说服国会通过一个以选举方式产生立法机构的改革法案，恰当的处理了国内共产主义政治力量和巴斯克、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分离主义势力，当1981年军人企图颠覆民主政府、重建威权政府时，西班牙王室——准确的说是胡安·卡洛斯国王出面运用政治技巧平息了“军队”这个西班牙民主巩固中的巨大障碍，民主制度也通过这次事变得到了巩固。

而另一股一直未得到解决的分离主义军事武装力量“埃塔（ETA）”，在民主化后的几十年间支持率持续下降。这归功于西班牙首次选举的顺序——首先进行全国性的选举，取得中央政府的合法性，然后再通过合法政治过程向巴斯克、加泰罗尼亚等地区下放政治权利、实现区域自治。“埃塔（ETA）”在2011年10月20日以书面和录像方式作出“明确、坚定且永久性放弃武装对抗的承诺”，这无疑是一座民主进步的纪念碑。

埃塔的旗帜。在其象征上有两个明显符号，分别为代表政治的蛇，并缠着一代表武装斗争的斧头。

诚然西班牙在“威权-民主”转型过程之前，已经具备了比较有利的条件。用维克多·佩雷斯-迪亚斯的话说，“到70年代中期，西班牙的经济、社会、文化制度已经相当接近于西欧，与这些制度的运行相应的文化信仰、规范性倾向与态度也与欧洲接近。这是政治民主改革如此迅速的一个原因”。且在70年代中期，西班牙在现代经济中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在资本主义经济体中位列第十；1961年到1970年之间，西班牙保持了7.3%的增长率。

林茨提出的民主转型的五个场域（arena）——公民社会、政治社会、法治、国家官僚系统、经济社会——之中，西班牙具备了除“政治社会”意外的所有要素。因此西班牙民主转型的最大问题就在于如何将国内各种政治力量纳入制度化的轨道。如上文所说，为避免分离主义对民主的破坏，首先应进行全国性的协商一致式的制宪模式（而非简单多数投票），苏亚雷斯表示“必须使意见分歧限制在并不严重的水平，因为这是唯一可以避免造成国家完全缺乏和谐一致性的方法”。并且为使新宪法的合法性最大化，西班牙领导者选择将新宪法提交公民复决，并取得了88%的支持率。

完成了这项工作，西班牙民主巩固就走入了良性循环之中。1981年的军人政变以失败告终，实质上是以挤破脓包的形式，终结了西班牙在民主巩固中遭遇了“军人政府”的可能性。

把视角转换到中国。显然作为后极权国家，中国的民主转型难度将远大于西班牙。五个场域中，中国在严格意义上仅具备“国家官僚系统”和“经济社会”这两条，意味着民主转型中民主派自由派必须重建“公民社会”“法治”和“政治社会”。

中国的“公民社会”在最近十年比较迅速的发展，大量群体性事件让更多的人走向街头，互联网的兴起则使普通用户身临其境的了解街头运动的过程，这将会显著提高人们对未来政治运动的预期，无疑会对公民社会的发展起到极大的促进力量。

中国糟糕的法律现状是阻碍公民社会、经济社会、政治社会发展的一大要素，必须在民主转型初期对其做彻底切除，以协商的方式对宪法取得共识，并且避免在立宪过程中以简单多数原则隐藏不同政治力量的意见分歧。人大作为法定立法机构，却面临“橡皮图章”的命运，高院高检的“司法解释”是对中国司法的制度化嘲讽，加上各地政府可以出台相应法规制度、官员可以游离在法律之外（无论是以个人意志影响普通社会案件的处理还是以“开除党籍”“双规”等党内方式逃避审判）。

“政治社会”在若干年的打压之下，完全没有发展的机会。在国内具有大量的、分散的政治个体，但是并不能堂而皇之的走入中国的治理模式。所谓政治协商，也并不具备其建立伊始时期待的“协商”功能。政治社会被中共垄断，是当今中国的一大特征，必须完全根除，甚至可以通过宣布共产党为非法组织来做全面割裂。（关于共产党的处理，西班牙在七十年代需要与之做妥协，因为当时共产党仅代表一种极端思潮，并未在西班牙内发起灾难性的政治运动，中国则不然。）

如果考虑西藏、新疆等地的分离主义，我们还可以参考西班牙的制宪模式，并将权力下放到地方，实现民族地区的高度自治。相信可以取得与西班牙的“中央政府-巴斯克地区”模式相同的效果。分离主义将被民主制度所溶解。

继续林茨的《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这几篇文章连起来，有点像读书笔记了。

Fernando Limongi和Adam Przeworski在1945-1988年对南美的研究中发现，连续3年的经济负增长的情况下，非民主政体的存活概率是33%，而民主政体是73%；且他们的研究数据标明，在连续三年以上的经济负增长之下，非民主政体必然瓦解，而民主政体在4年或5年的经济负增长中生存下来的概率是57%和50%。

瞬间有了一种邪恶念头：中国经济衰退快来吧，俺们最多吃穿困难点，还不至于大饥荒，连续三年的经济衰退换民主政治，非常划算。

看苏振华在线，赶紧问问他，大陆经济有没有可能出现负增长，结果他不理我直接下线……

民主政治之所以能最大程度的免于在经济衰退中解体，原因有二（林茨的观点）：一、政体起源的合法性无坚不摧，目前人类还没有其他体制能与民主政体抗衡；二、竞争性选举可以为人民提供其他选择，在本届政府任期结束之后，可以产生替代性的执政党和经济政策，从而对前任路线进行修正。——因为有了这层缓冲，即便民众产生不满，也可以将各种社会运动制度化，从而实现内部消化，而不至于让人民产生推翻现存政体的冲天怨气。

非民主政体在经济衰退中的脆弱性，有三个原因（我对林茨的补充）：一、开创体制至今已较为久远，原先的合法性（如驱除侵略者、打倒前非民主政体）消解殆尽；二、因为拒绝承认自己的失败和无能，错误的经济政策难以得到修正，会使情况恶化；三、“非民主体制是经济快速增长的保证”作为仅存的合法性来源，越来越被人民质疑，进而社会舆论走到另一面——非民主体制才是经济衰退的根本原因。

中国大陆持续2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像人参一样吊住了共党的命，但是在可预见的未来，暂时看不到中国经济衰退的迹象，我认为负增长的可能性确实很低。好在经济衰退往往作为民主转型的大背景而非必要条件，让我们对后面30年的中国历程继续保持乐观吧。

林茨在其比较政治著作《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中，描述比较了14个非民主政体向民主政体转型的过程，他提到：“我们在本书中所分析的处于转型过程之中的政权，没有一个动用了武装力量，下命令向人群开枪从而导致大屠杀，这个事实使我们相对比较少的关注非民主政体通过武力来维护其统治的可能性。”林茨以柏林墙倒塌为例，说虽然政权要求武装力量做好战斗准备，但是最终并没有发生大规模镇压，盖因大规模镇压的成本非常高，并很难为这种镇压提供合法性。

读者诸君看到这里，恐怕都不禁要微微一笑、笑而不语了。想起六四的天安门惨剧，似乎中共党政军领导人是外星人一样、脱离了人类社会的规则。其实不然。

要给文革后的当代中国政治正式划分界限，1978年至1992年的邓小平时期虽然冰淇了毛主义的癫狂，但因其几十年来对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全面侵入并未退散，仍属于极权主义；邓小平92年南巡后淡出政治舞台，大陆经济发展暂时放下政治包袱开始突飞猛进，这才算是进入了哈维尔式“极权主义原始动力衰竭、消费主义甚嚣尘上”的后极权时代。

但是从极权到后极权的划分，在事实上并没有像我说的那样泾渭分明。极权主义在领导权方面，无一例外均为韦伯所说“克里斯马型权威”，通过个人魅力玩弄权力于股掌之上，最典型的例子是斯大林和毛泽东；随着魅力型权威的自然死亡或国家转型，权威会转移到下一代领导人身上（通过前任指定的方式），但是这种权威遗传是递减、且不可逆的。从毛到邓，再从邓到江，及至今天的胡温，明显可以看到这种权威衰减在政党动员能力退化、公民社会发育的背景下一览无余。可以预见下一代领导核心，无论谁成为总书记记，“党内民主”都是唯一的选项。这是后极权的一个重要特征。

中共在八九年胆敢开枪的重要因素，是邓小平依然保留了极权政治必需的单一核心领导权，加上社会控制力并未全面退化，在当时世态下中共必然以几十年练就的铁腕手段对付手无寸铁的血肉之躯，“热处理就是一枪一个窟窿，冷处理就是冻成冰棍”。军队的出场是可预见的。

今年2月份的茉莉花事件，各地均有人掏出横幅、然后马上被便衣押走的现象，气氛萧杀。但是为何以便衣身份抓人、武警仅远远的坐在车内观望呢？后极权下社会文化的发展与官方话语的衰落并行发展，暴力控制言论甚至伤害人身的行为很难再找到合法性，明杖执火的“维稳”不得人心，每一次公开镇压的成本都日益提高，镇压后将面对更多问题。而领导权的涣散，使得几位核心长老缺乏安全感，没有能力承担武力镇压后的巨大政治压力。

“镇压”方式从军队开枪到秘密警察关押，表现出后极权的力量在缓慢消散中。我认为，如果社会运动到达爆点，中共将不会再以军队镇压，更可能动用各种隐蔽的惩罚方式。最近叙利亚千夫所指，体制崩溃就在眼前，威权政府的开枪行为已不能为人民容忍。虽然不能保证未来中国不会流血，但广场屠杀肯定不会再发生了。

从今天开始，新加一个栏目，[被毙稿]

被毙稿不是终稿，而且离终稿设想还差很远，结构、思路也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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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经约束的民主，是多数人暴政》

2010年4月7日上午，河南一名初中女生在其班主任周老师组织下，被全班同学以“民主投票”方式赶出了学校，原因是她在前一天与另一名女同学打架。当天上午10时许，这位叫雷梦佳的女生投渠自尽。

姑且不论让一群未成年人去决定其他未成年人的命运是否合适，我们只需关注在深圳还有另一个学校——深圳市中央教科所南山附属学校，同样将民主训练融入基础教育，它的校长李庆明却清楚地知道，如何让民主生根发芽，民主的界限在哪里。超出这个界限的民主无非是源自多数人的独裁暴政。

一、民主的边界是个人自由

1，“民主决策”的歧途

对初中生雷梦佳的“投票审判”中，有26个同学选择让她回家接受教育一周，只有12个同学选择再给她一次机会。这个事件本身并不“民主”，因为民主首先以法治为前提，对于雷梦佳的处罚，应当依学校规定处理。众人投票将之驱逐，实质与古希腊雅典城邦中人们用投票方式杀死苏格拉底如出一辙。

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认为，最狭义的民主当然是表现为一个决策公共事务的规则，但更广义的意义上，民主的有效推行，须以法治为前提。对于雷梦佳的处罚并非公共事务，雷梦佳和同学的打架行为也并不牵扯公共利益，而公共权力的决策范围与公民个人权利是两个独立并互不重合的领域，此事本应按照学校已有规则进行处理。

2，民主的边界是个人权利

雷梦佳在学校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受到法律保障，无论以何种名义，都不能剥夺她的正当权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四章第二十九条规定：教师应当尊重学生的人格，不得歧视学生，不得对学生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不得侵犯学生合法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三章第十八条规定：学校应当尊重未成年学生受教育的权利，关心、爱护学生，对品行有缺点、学习有困难的学生，应当耐心教育、帮助，不得歧视，不得违反法律和国家规定开除未成年学生。

民主的首要前提和最终目的，都是尊重人的权利。在这里，无论是多数人还是少数人甚至任何个体的权利同样是民主的基石，个人价值和自由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换句话说，民主应该在个人权利之外进行。班主任周老师的行为，已经有可能严重触犯我国对未成年人接受义务教育的相关法律，“民主”二字被他错用为惩罚学生伤害学生的皮鞭，早已无法保障学生的个人权利

3，假民主之名者，多是独裁

政治学家萨托利曾因为与民主截然对立的势力也在借民主之名贩运独裁私货，而戏称“民主”这 个词已经变成了一个肮脏的“垃圾箱”。大量实例表明，多数人的意见虽然不见得明智，但在民主逻辑的作用下、打着“民意”“公意”的旗号，再经过多数原则的粉饰，多数人的意见几乎百战百胜，而这种强奸少数人利益的行为，则成为多数人利用人数优势实行的独裁。

雷梦佳的同班同学可能并不清楚民主是什么、民主为了什么，他们在班主任的组织下，用近乎残忍的方法摧毁了雷梦佳的内心。我们不能把责任归结于学生身上，而作为这场残忍投票的指挥者，周老师扮演了一位独裁者的身份，把“民主”交给大家，然后以“民意”伤害学生的权益。塔尔蒙把这一类“民主”，称为“极权主义民主”。毫不夸张的说，这一场景的放大版，即是1934年希特勒通过民主选举上台、而后大规模屠杀犹太人。

二、民主训练不应止于投票

1，“民主”不等于“投票”。

“投票”作为民主的一个方式和环节，并不能代表民主本身。除了需要民意的表达，还需要明确的公共规则、健全的公民意识和协商、宽容等沟通方法和公民美德。民主的建立，无法通过给每人一张选票就在一夜之间完成。深圳中央教科所南山附属学校对于小学生的民主训练，则从上述各种角度对学生进行培养。可看做中国民主教育的典范。

2，民主的成长需要公民土壤上的实践

民主需要训练和实践。很难相信一个人从未接触民主却能成为一个合格公民。让民主观念深入人心、将公民的种子撒入未成年人的内心，是一件困难的教育工作，人们不会因为手握选票就瞬间具备了公民意识。

南山附属学校的公民训练，将学生们讨论的问题明确指向了学校内的公共事务。无论小事（例如升旗仪式上有人交头接耳，校长在开会时接听电话）还是大事（班长、学生会主席的选举），学生们都提出自己的意见、得到反馈、切身参与到公共事务中去。在受到他人尊重的同时，自我尊严也得到提高。一个叫孙晓峰的学生，连续参加了4年竞选，并在2008年成功当选学生会主席。曾有人问过孙晓峰：“如果有一个机会让你竞选“华侨城”社区的人大代表，你会怎么做？”这个15岁的中学生考虑了几分钟，便说出了如下答案：先是走访社区的各户居民，了解他们的需求，然后再告诉选民们，如果自己当选了，能够为他们做些什么。在选举的宣传上，他会在社区各处张贴自己的宣传海报，然后定期举行竞选演讲，并且和“智囊团”一起，为自己的选举确定一个系统的，能够持之以恒的方案。“民主”的种子就是这样在公民土壤中慢慢发芽。

3，强调意见表达的民主，还对应着“协商”“宽容”与“妥协”

在一份从深圳市南山区教育局网站下载的《深圳市南山区中小学公民教育实验项目申报书》中，南山附属学校校长李庆明提出了五大公民教育主张，其中包括“遵循公德基本伦理，养成学生的尊重意识”“倡导公益慈善精神，树立学生的关爱意识”“促进公理世界认同，增强学生的和平意识”等。这份文件包含的更广阔的含义是，一个公民除了投票，还需更广泛深入的了解自身的权利和义务、关注公共事务、对异见者保持宽容并学会妥协。

如果雷梦佳的老师同学懂得关爱同胞、宽容他人，那么在那场荒唐的投票中，可能会有更多人选择宽容雷梦佳所犯的错误。在人际沟通愈发重要的时代，学会与他人协商、宽容对方、在谈判中彼此妥协让步，比学会表达自己的意见更难，但是这却是“民主”至关重要的一步。

结语：试图用“民主”方式教育未成年人的时候，我们应该首先反思民主的边界在哪里、哪些问题适用于民主决策、哪些问题不能靠民主解决。俞可平教授曾经撰文《民主是个好东西》，他认为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说民主什么都好。民主决不是十全十美的，它有许多内在的不足。但是，在人类迄今发明和推行的所有政治制度中，民主是弊端最少的一种。

我们在渴望民主、追求民主的途中，决不能以“拿来主义”方式将民主简单的镶嵌在日常生活中。民主本身蕴含着多数暴政因子，而它带来的河南女孩雷梦佳的悲剧则时刻警示我们：个人权利永远是民主所要保障的最终目标，我们万万不可走到相反的那一面。

投票于昨晚公布，截止目前，有12票，分布如下图。我在博客、校内、豆瓣上向好友公布了这个投票，来这里投票的人不自主的被我筛选了一遍——即，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人才回来投票。因此，这个投票的结果可能并不能反应出普通人对于民主和投票关系的认知程度；再加上一共只有12票，它只能说明人们在对民主与投票的理解上有分歧，却不能体现哪一种观点更流行、哪一种观点更非主流。

 下面我通过分析两个选项，解释下民主和投票的关系。

 一、民主是谁来决定公共事务，投票只是政治表达的一种方式

首先我要对“民主”做出简单的定义——人民当家做主。

“民主”（δημοκρατία）一词来源于希腊语的δήμος（人民）和κρατος（强 权），即人民掌握权力。在汉语语境中，最简练而且最符合“民主”最初含义的，是“人民当家做主”。“人民当家做主”其实是在汉语语境中浸泡过的中国式民主理解。中国文化中向来忌讳对自家以外的事情说三道四，而对于需要公民参与的现代政治而言，在公共平台上评论公共议题，乃是现代民主的重要方面。“人民当家做主”这六个字，则将二者折中，一方面将“公共领域”转变为所有人的 “家领域”，另一方面鼓励人民在“家领域”之内率性发言，以“主”自居。

这样的中国式民主定义，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让保守的中国人站出来为自己说话。坏处——你打碎自家的花瓶是不需要赔偿的，“家领域”之内，实质上不需要甚至排斥法治。而丧失了法治的民主，则有可能演变出最恐怖的国家制度。

尽管“人民当家做主”这条定义含有天然的多数暴政倾向，但我认为它已经是汉语语境中最简练最准确的民主定义。以下解说若涉及民主，均暂时使用此定义。

民主，是一整套的国家制度。在这个制度下，人们以“民主”为原则，对公共事务发表看法、进行决策。而投票，则更像是一种技术手段，它可以用不记名的方式为发言者提供安全，可以让每个人通过选票来表达政治态度。

雅典城邦的公民大会每10天召开一次，每年共召开40次。在大会上，公民就议题进行公开辩论和讨论，最后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做出决策。在这样的决策过程中，投票的意味并不明显，最重要的部分是公开辩论，公民的政治表达并不主要通过投票、而是通过公开辩论。这仿佛是今天我们提出的协商民主的雏形。投票的作用在这一过程中被淡化，多元的讨论交流与妥协宽容则构成了公民大会最基本的形态。

Tips：亚里士多德曾经表达过这样的态度：只有通过抽签产生国家机构，才是真正的民主。他认为，抽签排除了财富、魅力、口才、样貌、体能等等并不人际平等、但将对选举结果产生重大影响的因素；而只有将这些因素一一排除之后，“民主”才成为可能。尽管我认为亚里士多德对于民主的要求过于苛刻，并且过分低估了国家管理的复杂程度，但他的观点其实包含了每个人对于自己公民身份确认的重要原则——每个人都有必要表达自己的态度，决不容忍被“精英”剥夺发言权和统治国家的权力。

随着民主理论的不断扩展，在现代政治中，代议制已经成为几乎每一个民主国家的必然形态；甚至在一些非民主国家，统治者依然通过“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这一逻辑来获取执政的合法性。可以说，代议制已经是现代民主不可能绕开的一部分。此时，如果公民想表达政治意见，可以通过媒体、非政府组织或者最直接的广场民主等形式；然而，公民手中最有力的统治工具，则是选票。

投票可以让候选人上台，也可以把国家最高统帅拉下马。但是这并不代表一个良好的民主制度得以实践。法国大革命、中国文化大革命都让“民主”丧失控制、成为践踏一切的最高标准；而通过选票上台的希特勒，也许正嘲笑着丧命于投票之下的苏格拉底。

因此我认为，投票只是一种表达方式，尤其以政治表达为中心。这种统计式的民主，往往出现在协商民主之后，即先经过充分的辩论，然后对议题或候选人进行投票。

通往民主的大路，并不像投票那样轻松。

二、无投票，则不民主；谈民主，必然投票

选择这个选项的朋友，可能并不认为“投票=民主”，但是支持投票是任何民主不可或缺的一个步骤。这里我要提醒诸位：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对于政治制度的理解已经到达顶峰、以为现存的民主途径（例如以统计式民主为基础的投票选举）将成为人类政治体制变迁的终点。

早在古希腊雅典，民主就以一种更为接近其原初意义的形式——抽签，来彰显公正。雅典国家的一切公职（除了十将军委员会以外），对每个公民都是开放的，包括执政官及其他所有官职都由抽签选举，任何公民都可当选。就如同当今随机产生的陪审团一样，当时的雅典有一系列措施来解决诸如抽签抽到傻子、或者没有执政意愿的人之类的问题。如果我们现在实验一下抽签制，未必就想不出比两千年前的雅典人更聪明的法子。

尽管如此，我并不赞同在现代国家中实践抽签制，只不过也不认为投票是在庞大的国家实行民主的唯一方法。虽然目前我并没有更好的建议。

关于投票、个人偏好、社会偏好的关 系，是  公共选择理论 （ 互动百科 | 维基百科 ）研究的一大方面，阿罗不可能定理告诉我们个人偏好无法通过简单加总得出社会偏好， 这就对投票选举的正当性提出了质疑；而博弈论则质疑了从亚当斯密以来的经济学的基础——个人最优选择能否导致集体最优？公共选择学派头上的这两朵小黑云一日不除，对于整个学科来说，也难有大作为。

三、投票，往往和民主无关

民主是一种制度，而投票则是一样工具。工具可以用来夯实这个制度，也完全可以用到相反的另一种制度。君不见，萨达姆政权下的投票，几乎每一次都让萨达姆全票通过么？如果说，这样的投票不能表达选民真实的意愿，那么关于希特勒纳粹党的上台，又做何种解释？当投票被用于邪恶的目的，选票本身也就成为魔鬼的帮凶。
例如Alien外星人这次的普查活动，为了采集大家的想法，就利用了投票这样的方法。你们的选票对于我来说，是关于专题内容的重要材料，但是并不能对这期专题或者我的博客起到决定作用。恰恰民主的定义即是当家做主——你们有否通过这场投票，在我的博客当家做主？

显然没有。

投票作为表达方式，就如同一根电话线，把你要说的话传达给整个政体；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你有了选票就有了权力或得到了民主。屁民的选票，是软弱无力的。我们没法期待一场选举就改变无权者的身份，同样，在独裁者看来，你认真揣度后投出的那枚选票，没准还比不上厕所里的一张手纸。

投票，并不是一个很有力的改革工具。如果我们希冀更多的政治权利，就应该去寻找更多的政治表达方法——面对一个重视脸面而又歹毒的威权政府，与之“协商”纠缠，在我看来是个不错的方法；扩大政治讨论范围、鼓励身边的人参与讨论公共话题，则会对整个社会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

四、“民主，早晚的事情”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老板说过一句很精辟的话：关于民主，你要么开门让他进来，要么看着他破门而入，这只是个时间问题。

托克维尔早在近200年前预言了民主将在人类政治格局变迁中取得胜利，而今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他的预言已经应验。“民主”在18世纪以前还带有“暴民政治”的贬义色彩，如今即是最臭名昭著的独裁者也迫不及待的要在自己身上贴上“民主”的标签。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中国和其他一些专制国家将脱离这场波及整个世界的伟大潮流。

聊到这里，我们所说的民主，实际上已经远远脱离了“投票”这一工具性范畴。我曾经这样跟师友表达过对于中国民主化进场的预测——最多三十年。但是现在，我开始怀疑自己的判断。我甚至无法说清楚“三十年”这个数字具体如何得出、在遭遇某种变故后将延迟或提前到来？历史从来不是像车轮一样沿着某条道路或曰规律前行的，无数的偶然事件塞满了史书。中国的历史将如何？只有等到历史发生之后，我们才有机会知道。

但唯一可以确信的是，历史，迟早要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