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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巩固，或民主崩溃？谈台湾与俄罗斯

谷溪 — Wed, 07 Dec 2011 10:51:02 +0000

谈崩溃之前，必须先谈什么是民主巩固。亨廷顿的标准是“双翻转测验”，即民主转型后的政权经历两次正常接替、掌权方能够接受选举失败后的放权——完成了两次交替，即可认为民主得到巩固。然而针对“民主巩固”的具体含义的辩论，其实本身指向“民主政治”，大概只有程序上的选举式民主是不够的，民主文化必须深植在本国的政治土壤之中。

秋风愿意从儒家文化中寻章摘句、挖掘出一鳞半爪的“宪政传统”，在我看来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当今世界政治潮流，是基于全球化以后的价值融通，自由和民主成为全体人类的共同价值，而无需再从本土挖掘精神给养。以儒家而论，本身带有大量反民主的毒素，强调权威重于自由、团队高于个人的集体主义。台湾在儒家推崇的纪律与服从的威权政治下经历几十年的折腾，重于在20世纪末拥抱第三波民主化浪潮、顺利完成亨廷顿的“双翻转测验”（1996年李登辉-2000年陈水扁-2004年陈水扁-2008年马英九）、并一跃成为东亚最自由国家，是华人突破儒家毒素的典范。民主文化既然已经渗透进台湾政治社会的每寸土壤，就很难再被拔出，可以这样判断，台湾已经对反民主的华人文化传统彻底免疫。

然而既然有成功范例，必然也有倒退案例。摆脱极权主义的俄罗斯即是一例。在叶利钦当政的1991年-1999年，俄罗斯在“自由之家”的评分逐渐上升，并被列入自由国家，在1995年至1997年之间，是表现较好的时期，当时政治权利与公民自由的等级均为3。然而在1999年普京上台之后，各项指数全面下滑，自由程度呈倒退趋势。2004年，已经倒退为“不自由国家”。我曾跟朋友提起过，转型正义在俄罗斯的缺失，是重要一方面。曾经作为克格勃的普京没有受到如捷克“除垢法”一样的软性清算而当上总统，加上1998年俄罗斯经济危机、1999年第二次车臣战争爆发，内忧外困，国家权力在一个前极权主义政权特工的把持之下迅速扩张，眼看俄罗斯民主倒退、叶利钦心血毁去大半，不胜惋惜。

对比台湾与俄罗斯，粗浅来看，有什么差别？我的了解非常有限，只能就所知说一点。

一、国家转型背景的区别。台湾转型于威权政治，而俄罗斯民主成长于极权政治崩溃之后。威权政治下可以有稍自由的政治社会，而极权之下没有任何社会“第二文化”的发展空间。罗刹国人黑暗之后骤见光明，难免头晕目眩。可以说，按照转型难度来排序，苏丹式政体＞极权政体＞后极权政体＞威权政体，台湾、俄罗斯转型难度差距之大，可想而知。

二、文化背景的区别。台湾的固然有儒家的反民主毒素作祟，但是其猛烈程度也远不及俄罗斯传统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强劲，普京上台以后对车臣战争的强硬态度，在一片血泊之上竟获得颇高的支持率，而反极权的英雄索尔仁尼琴居然也对普京亲睐有加，足见俄罗斯人骨子里的民族主义作风确实使得普京控制国家杜马、压制言论自由、迫害反对派的反民主政策如虎添翼。托克维尔曾经预测世界上将只剩下俄罗斯和美国这两个“伟大的国家”，其预言已经在冷战中精确应验，俄罗斯至今无法在政治土壤中播下民主种子的原因，苦笑一下，也只能归咎于宿命了。

三、公民社会发育程度的区别。其实这一点，与第一点关系紧密。国民党实行威权统治，但从未彻底根除公民社会，而台湾的基层选举在国民党执政期间也并未停止，政府没有强制抹除公共领域、私人领域界限，社会上存在大大小小不同方面的利益团体，本身已经存在政治多元化趋势。而俄罗斯在苏共蹂躏之下，别说政治多元化，连个体生存都朝不保夕，每个人被打散成原子状态，谈何民主实践？这是极权社会绝对不可能允许发生的事情。在这一点看来，台湾的政治社会其实早已发芽，而刚刚走出极权统治的俄罗斯，无异于在一片冻土之上种植民主花朵。

以这三点看中国大陆，除了文化背景与台湾近似，在前国家政权性质与公民社会发育方面，似乎处于台湾和俄罗斯的中间档位，总体来看，转型难度也介于台湾与俄罗斯之间。既然俄罗斯能转型，大陆当然更可以转型。但转型之后的问题比较严峻，我们会面对民主的巩固还是民主的倒退，这取决于巩固阶段一系列非常专业化的政权构造过程、和阴差阳错的历史偶然。现在关心转型之后的巩固问题，似乎为时过早，但我坚信总有一天，我写下的这些文字会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民主转型中解决“国家性”问题的方法，以西班牙为例

谷溪 — Sat, 03 Dec 2011 09:50:59 +0000

西班牙在1975年独裁者弗朗哥去世以后，由首相阿道夫·苏亚雷斯开展了一系列民主化活动，说服国会通过一个以选举方式产生立法机构的改革法案，恰当的处理了国内共产主义政治力量和巴斯克、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分离主义势力，当1981年军人企图颠覆民主政府、重建威权政府时，西班牙王室——准确的说是胡安·卡洛斯国王出面运用政治技巧平息了“军队”这个西班牙民主巩固中的巨大障碍，民主制度也通过这次事变得到了巩固。

而另一股一直未得到解决的分离主义军事武装力量“埃塔（ETA）”，在民主化后的几十年间支持率持续下降。这归功于西班牙首次选举的顺序——首先进行全国性的选举，取得中央政府的合法性，然后再通过合法政治过程向巴斯克、加泰罗尼亚等地区下放政治权利、实现区域自治。“埃塔（ETA）”在2011年10月20日以书面和录像方式作出“明确、坚定且永久性放弃武装对抗的承诺”，这无疑是一座民主进步的纪念碑。

埃塔的旗帜。在其象征上有两个明显符号，分别为代表政治的蛇，并缠着一代表武装斗争的斧头。

诚然西班牙在“威权-民主”转型过程之前，已经具备了比较有利的条件。用维克多·佩雷斯-迪亚斯的话说，“到70年代中期，西班牙的经济、社会、文化制度已经相当接近于西欧，与这些制度的运行相应的文化信仰、规范性倾向与态度也与欧洲接近。这是政治民主改革如此迅速的一个原因”。且在70年代中期，西班牙在现代经济中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在资本主义经济体中位列第十；1961年到1970年之间，西班牙保持了7.3%的增长率。

林茨提出的民主转型的五个场域（arena）——公民社会、政治社会、法治、国家官僚系统、经济社会——之中，西班牙具备了除“政治社会”意外的所有要素。因此西班牙民主转型的最大问题就在于如何将国内各种政治力量纳入制度化的轨道。如上文所说，为避免分离主义对民主的破坏，首先应进行全国性的协商一致式的制宪模式（而非简单多数投票），苏亚雷斯表示“必须使意见分歧限制在并不严重的水平，因为这是唯一可以避免造成国家完全缺乏和谐一致性的方法”。并且为使新宪法的合法性最大化，西班牙领导者选择将新宪法提交公民复决，并取得了88%的支持率。

完成了这项工作，西班牙民主巩固就走入了良性循环之中。1981年的军人政变以失败告终，实质上是以挤破脓包的形式，终结了西班牙在民主巩固中遭遇了“军人政府”的可能性。

把视角转换到中国。显然作为后极权国家，中国的民主转型难度将远大于西班牙。五个场域中，中国在严格意义上仅具备“国家官僚系统”和“经济社会”这两条，意味着民主转型中民主派自由派必须重建“公民社会”“法治”和“政治社会”。

中国的“公民社会”在最近十年比较迅速的发展，大量群体性事件让更多的人走向街头，互联网的兴起则使普通用户身临其境的了解街头运动的过程，这将会显著提高人们对未来政治运动的预期，无疑会对公民社会的发展起到极大的促进力量。

中国糟糕的法律现状是阻碍公民社会、经济社会、政治社会发展的一大要素，必须在民主转型初期对其做彻底切除，以协商的方式对宪法取得共识，并且避免在立宪过程中以简单多数原则隐藏不同政治力量的意见分歧。人大作为法定立法机构，却面临“橡皮图章”的命运，高院高检的“司法解释”是对中国司法的制度化嘲讽，加上各地政府可以出台相应法规制度、官员可以游离在法律之外（无论是以个人意志影响普通社会案件的处理还是以“开除党籍”“双规”等党内方式逃避审判）。

“政治社会”在若干年的打压之下，完全没有发展的机会。在国内具有大量的、分散的政治个体，但是并不能堂而皇之的走入中国的治理模式。所谓政治协商，也并不具备其建立伊始时期待的“协商”功能。政治社会被中共垄断，是当今中国的一大特征，必须完全根除，甚至可以通过宣布共产党为非法组织来做全面割裂。（关于共产党的处理，西班牙在七十年代需要与之做妥协，因为当时共产党仅代表一种极端思潮，并未在西班牙内发起灾难性的政治运动，中国则不然。）

如果考虑西藏、新疆等地的分离主义，我们还可以参考西班牙的制宪模式，并将权力下放到地方，实现民族地区的高度自治。相信可以取得与西班牙的“中央政府-巴斯克地区”模式相同的效果。分离主义将被民主制度所溶解。

当非民主政体面临经济衰退

谷溪 — Thu, 01 Dec 2011 09:39:38 +0000

继续林茨的《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这几篇文章连起来，有点像读书笔记了。

Fernando Limongi和Adam Przeworski在1945-1988年对南美的研究中发现，连续3年的经济负增长的情况下，非民主政体的存活概率是33%，而民主政体是73%；且他们的研究数据标明，在连续三年以上的经济负增长之下，非民主政体必然瓦解，而民主政体在4年或5年的经济负增长中生存下来的概率是57%和50%。

瞬间有了一种邪恶念头：中国经济衰退快来吧，俺们最多吃穿困难点，还不至于大饥荒，连续三年的经济衰退换民主政治，非常划算。

看苏振华在线，赶紧问问他，大陆经济有没有可能出现负增长，结果他不理我直接下线……

民主政治之所以能最大程度的免于在经济衰退中解体，原因有二（林茨的观点）：一、政体起源的合法性无坚不摧，目前人类还没有其他体制能与民主政体抗衡；二、竞争性选举可以为人民提供其他选择，在本届政府任期结束之后，可以产生替代性的执政党和经济政策，从而对前任路线进行修正。——因为有了这层缓冲，即便民众产生不满，也可以将各种社会运动制度化，从而实现内部消化，而不至于让人民产生推翻现存政体的冲天怨气。

非民主政体在经济衰退中的脆弱性，有三个原因（我对林茨的补充）：一、开创体制至今已较为久远，原先的合法性（如驱除侵略者、打倒前非民主政体）消解殆尽；二、因为拒绝承认自己的失败和无能，错误的经济政策难以得到修正，会使情况恶化；三、“非民主体制是经济快速增长的保证”作为仅存的合法性来源，越来越被人民质疑，进而社会舆论走到另一面——非民主体制才是经济衰退的根本原因。

中国大陆持续2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像人参一样吊住了共党的命，但是在可预见的未来，暂时看不到中国经济衰退的迹象，我认为负增长的可能性确实很低。好在经济衰退往往作为民主转型的大背景而非必要条件，让我们对后面30年的中国历程继续保持乐观吧。

谈中国民主转型过程中的军队问题

谷溪 — Tue, 29 Nov 2011 09:00:21 +0000

林茨在其比较政治著作《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中，描述比较了14个非民主政体向民主政体转型的过程，他提到：“我们在本书中所分析的处于转型过程之中的政权，没有一个动用了武装力量，下命令向人群开枪从而导致大屠杀，这个事实使我们相对比较少的关注非民主政体通过武力来维护其统治的可能性。”林茨以柏林墙倒塌为例，说虽然政权要求武装力量做好战斗准备，但是最终并没有发生大规模镇压，盖因大规模镇压的成本非常高，并很难为这种镇压提供合法性。

读者诸君看到这里，恐怕都不禁要微微一笑、笑而不语了。想起六四的天安门惨剧，似乎中共党政军领导人是外星人一样、脱离了人类社会的规则。其实不然。

要给文革后的当代中国政治正式划分界限，1978年至1992年的邓小平时期虽然冰淇了毛主义的癫狂，但因其几十年来对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全面侵入并未退散，仍属于极权主义；邓小平92年南巡后淡出政治舞台，大陆经济发展暂时放下政治包袱开始突飞猛进，这才算是进入了哈维尔式“极权主义原始动力衰竭、消费主义甚嚣尘上”的后极权时代。

但是从极权到后极权的划分，在事实上并没有像我说的那样泾渭分明。极权主义在领导权方面，无一例外均为韦伯所说“克里斯马型权威”，通过个人魅力玩弄权力于股掌之上，最典型的例子是斯大林和毛泽东；随着魅力型权威的自然死亡或国家转型，权威会转移到下一代领导人身上（通过前任指定的方式），但是这种权威遗传是递减、且不可逆的。从毛到邓，再从邓到江，及至今天的胡温，明显可以看到这种权威衰减在政党动员能力退化、公民社会发育的背景下一览无余。可以预见下一代领导核心，无论谁成为总书记记，“党内民主”都是唯一的选项。这是后极权的一个重要特征。

中共在八九年胆敢开枪的重要因素，是邓小平依然保留了极权政治必需的单一核心领导权，加上社会控制力并未全面退化，在当时世态下中共必然以几十年练就的铁腕手段对付手无寸铁的血肉之躯，“热处理就是一枪一个窟窿，冷处理就是冻成冰棍”。军队的出场是可预见的。

今年2月份的茉莉花事件，各地均有人掏出横幅、然后马上被便衣押走的现象，气氛萧杀。但是为何以便衣身份抓人、武警仅远远的坐在车内观望呢？后极权下社会文化的发展与官方话语的衰落并行发展，暴力控制言论甚至伤害人身的行为很难再找到合法性，明杖执火的“维稳”不得人心，每一次公开镇压的成本都日益提高，镇压后将面对更多问题。而领导权的涣散，使得几位核心长老缺乏安全感，没有能力承担武力镇压后的巨大政治压力。

“镇压”方式从军队开枪到秘密警察关押，表现出后极权的力量在缓慢消散中。我认为，如果社会运动到达爆点，中共将不会再以军队镇压，更可能动用各种隐蔽的惩罚方式。最近叙利亚千夫所指，体制崩溃就在眼前，威权政府的开枪行为已不能为人民容忍。虽然不能保证未来中国不会流血，但广场屠杀肯定不会再发生了。

[被毙稿]不经约束的民主，是多数人暴政

谷溪 — Thu, 29 Apr 2010 08:30:20 +0000

从今天开始，新加一个栏目，[被毙稿]

被毙稿不是终稿，而且离终稿设想还差很远，结构、思路也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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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经约束的民主，是多数人暴政》

2010年4月7日上午，河南一名初中女生在其班主任周老师组织下，被全班同学以“民主投票”方式赶出了学校，原因是她在前一天与另一名女同学打架。当天上午10时许，这位叫雷梦佳的女生投渠自尽。

姑且不论让一群未成年人去决定其他未成年人的命运是否合适，我们只需关注在深圳还有另一个学校——深圳市中央教科所南山附属学校，同样将民主训练融入基础教育，它的校长李庆明却清楚地知道，如何让民主生根发芽，民主的界限在哪里。超出这个界限的民主无非是源自多数人的独裁暴政。

一、民主的边界是个人自由

1，“民主决策”的歧途

对初中生雷梦佳的“投票审判”中，有26个同学选择让她回家接受教育一周，只有12个同学选择再给她一次机会。这个事件本身并不“民主”，因为民主首先以法治为前提，对于雷梦佳的处罚，应当依学校规定处理。众人投票将之驱逐，实质与古希腊雅典城邦中人们用投票方式杀死苏格拉底如出一辙。

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认为，最狭义的民主当然是表现为一个决策公共事务的规则，但更广义的意义上，民主的有效推行，须以法治为前提。对于雷梦佳的处罚并非公共事务，雷梦佳和同学的打架行为也并不牵扯公共利益，而公共权力的决策范围与公民个人权利是两个独立并互不重合的领域，此事本应按照学校已有规则进行处理。

2，民主的边界是个人权利

雷梦佳在学校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受到法律保障，无论以何种名义，都不能剥夺她的正当权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四章第二十九条规定：教师应当尊重学生的人格，不得歧视学生，不得对学生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不得侵犯学生合法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三章第十八条规定：学校应当尊重未成年学生受教育的权利，关心、爱护学生，对品行有缺点、学习有困难的学生，应当耐心教育、帮助，不得歧视，不得违反法律和国家规定开除未成年学生。

民主的首要前提和最终目的，都是尊重人的权利。在这里，无论是多数人还是少数人甚至任何个体的权利同样是民主的基石，个人价值和自由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换句话说，民主应该在个人权利之外进行。班主任周老师的行为，已经有可能严重触犯我国对未成年人接受义务教育的相关法律，“民主”二字被他错用为惩罚学生伤害学生的皮鞭，早已无法保障学生的个人权利

3，假民主之名者，多是独裁

政治学家萨托利曾因为与民主截然对立的势力也在借民主之名贩运独裁私货，而戏称“民主”这个词已经变成了一个肮脏的“垃圾箱”。大量实例表明，多数人的意见虽然不见得明智，但在民主逻辑的作用下、打着“民意”“公意”的旗号，再经过多数原则的粉饰，多数人的意见几乎百战百胜，而这种强奸少数人利益的行为，则成为多数人利用人数优势实行的独裁。

雷梦佳的同班同学可能并不清楚民主是什么、民主为了什么，他们在班主任的组织下，用近乎残忍的方法摧毁了雷梦佳的内心。我们不能把责任归结于学生身上，而作为这场残忍投票的指挥者，周老师扮演了一位独裁者的身份，把“民主”交给大家，然后以“民意”伤害学生的权益。塔尔蒙把这一类“民主”，称为“极权主义民主”。毫不夸张的说，这一场景的放大版，即是1934年希特勒通过民主选举上台、而后大规模屠杀犹太人。

二、民主训练不应止于投票

1，“民主”不等于“投票”。

“投票”作为民主的一个方式和环节，并不能代表民主本身。除了需要民意的表达，还需要明确的公共规则、健全的公民意识和协商、宽容等沟通方法和公民美德。民主的建立，无法通过给每人一张选票就在一夜之间完成。深圳中央教科所南山附属学校对于小学生的民主训练，则从上述各种角度对学生进行培养。可看做中国民主教育的典范。

2，民主的成长需要公民土壤上的实践

民主需要训练和实践。很难相信一个人从未接触民主却能成为一个合格公民。让民主观念深入人心、将公民的种子撒入未成年人的内心，是一件困难的教育工作，人们不会因为手握选票就瞬间具备了公民意识。

南山附属学校的公民训练，将学生们讨论的问题明确指向了学校内的公共事务。无论小事（例如升旗仪式上有人交头接耳，校长在开会时接听电话）还是大事（班长、学生会主席的选举），学生们都提出自己的意见、得到反馈、切身参与到公共事务中去。在受到他人尊重的同时，自我尊严也得到提高。一个叫孙晓峰的学生，连续参加了4年竞选，并在2008年成功当选学生会主席。曾有人问过孙晓峰：“如果有一个机会让你竞选“华侨城”社区的人大代表，你会怎么做？”这个15岁的中学生考虑了几分钟，便说出了如下答案：先是走访社区的各户居民，了解他们的需求，然后再告诉选民们，如果自己当选了，能够为他们做些什么。在选举的宣传上，他会在社区各处张贴自己的宣传海报，然后定期举行竞选演讲，并且和“智囊团”一起，为自己的选举确定一个系统的，能够持之以恒的方案。“民主”的种子就是这样在公民土壤中慢慢发芽。

3，强调意见表达的民主，还对应着“协商”“宽容”与“妥协”

在一份从深圳市南山区教育局网站下载的《深圳市南山区中小学公民教育实验项目申报书》中，南山附属学校校长李庆明提出了五大公民教育主张，其中包括“遵循公德基本伦理，养成学生的尊重意识”“倡导公益慈善精神，树立学生的关爱意识”“促进公理世界认同，增强学生的和平意识”等。这份文件包含的更广阔的含义是，一个公民除了投票，还需更广泛深入的了解自身的权利和义务、关注公共事务、对异见者保持宽容并学会妥协。

如果雷梦佳的老师同学懂得关爱同胞、宽容他人，那么在那场荒唐的投票中，可能会有更多人选择宽容雷梦佳所犯的错误。在人际沟通愈发重要的时代，学会与他人协商、宽容对方、在谈判中彼此妥协让步，比学会表达自己的意见更难，但是这却是“民主”至关重要的一步。

结语：试图用“民主”方式教育未成年人的时候，我们应该首先反思民主的边界在哪里、哪些问题适用于民主决策、哪些问题不能靠民主解决。俞可平教授曾经撰文《民主是个好东西》，他认为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说民主什么都好。民主决不是十全十美的，它有许多内在的不足。但是，在人类迄今发明和推行的所有政治制度中，民主是弊端最少的一种。

我们在渴望民主、追求民主的途中，决不能以“拿来主义”方式将民主简单的镶嵌在日常生活中。民主本身蕴含着多数暴政因子，而它带来的河南女孩雷梦佳的悲剧则时刻警示我们：个人权利永远是民主所要保障的最终目标，我们万万不可走到相反的那一面。

专题：民主与投票

谷溪 — Wed, 24 Feb 2010 08:46:44 +0000

投票于昨晚公布，截止目前，有12票，分布如下图。我在博客、校内、豆瓣上向好友公布了这个投票，来这里投票的人不自主的被我筛选了一遍——即，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人才回来投票。因此，这个投票的结果可能并不能反应出普通人对于民主和投票关系的认知程度；再加上一共只有12票，它只能说明人们在对民主与投票的理解上有分歧，却不能体现哪一种观点更流行、哪一种观点更非主流。

下面我通过分析两个选项，解释下民主和投票的关系。

一、民主是谁来决定公共事务，投票只是政治表达的一种方式

首先我要对“民主”做出简单的定义——人民当家做主。

“民主”（δημοκρατία）一词来源于希腊语的δήμος（人民）和κρατος（强权），即人民掌握权力。在汉语语境中，最简练而且最符合“民主”最初含义的，是“人民当家做主”。“人民当家做主”其实是在汉语语境中浸泡过的中国式民主理解。中国文化中向来忌讳对自家以外的事情说三道四，而对于需要公民参与的现代政治而言，在公共平台上评论公共议题，乃是现代民主的重要方面。“人民当家做主”这六个字，则将二者折中，一方面将“公共领域”转变为所有人的 “家领域”，另一方面鼓励人民在“家领域”之内率性发言，以“主”自居。

这样的中国式民主定义，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让保守的中国人站出来为自己说话。坏处——你打碎自家的花瓶是不需要赔偿的，“家领域”之内，实质上不需要甚至排斥法治。而丧失了法治的民主，则有可能演变出最恐怖的国家制度。

尽管“人民当家做主”这条定义含有天然的多数暴政倾向，但我认为它已经是汉语语境中最简练最准确的民主定义。以下解说若涉及民主，均暂时使用此定义。

民主，是一整套的国家制度。在这个制度下，人们以“民主”为原则，对公共事务发表看法、进行决策。而投票，则更像是一种技术手段，它可以用不记名的方式为发言者提供安全，可以让每个人通过选票来表达政治态度。

雅典城邦的公民大会每10天召开一次，每年共召开40次。在大会上，公民就议题进行公开辩论和讨论，最后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做出决策。在这样的决策过程中，投票的意味并不明显，最重要的部分是公开辩论，公民的政治表达并不主要通过投票、而是通过公开辩论。这仿佛是今天我们提出的协商民主的雏形。投票的作用在这一过程中被淡化，多元的讨论交流与妥协宽容则构成了公民大会最基本的形态。

Tips：亚里士多德曾经表达过这样的态度：只有通过抽签产生国家机构，才是真正的民主。他认为，抽签排除了财富、魅力、口才、样貌、体能等等并不人际平等、但将对选举结果产生重大影响的因素；而只有将这些因素一一排除之后，“民主”才成为可能。尽管我认为亚里士多德对于民主的要求过于苛刻，并且过分低估了国家管理的复杂程度，但他的观点其实包含了每个人对于自己公民身份确认的重要原则——每个人都有必要表达自己的态度，决不容忍被“精英”剥夺发言权和统治国家的权力。

随着民主理论的不断扩展，在现代政治中，代议制已经成为几乎每一个民主国家的必然形态；甚至在一些非民主国家，统治者依然通过“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这一逻辑来获取执政的合法性。可以说，代议制已经是现代民主不可能绕开的一部分。此时，如果公民想表达政治意见，可以通过媒体、非政府组织或者最直接的广场民主等形式；然而，公民手中最有力的统治工具，则是选票。

投票可以让候选人上台，也可以把国家最高统帅拉下马。但是这并不代表一个良好的民主制度得以实践。法国大革命、中国文化大革命都让“民主”丧失控制、成为践踏一切的最高标准；而通过选票上台的希特勒，也许正嘲笑着丧命于投票之下的苏格拉底。

因此我认为，投票只是一种表达方式，尤其以政治表达为中心。这种统计式的民主，往往出现在协商民主之后，即先经过充分的辩论，然后对议题或候选人进行投票。

通往民主的大路，并不像投票那样轻松。

二、无投票，则不民主；谈民主，必然投票

选择这个选项的朋友，可能并不认为“投票=民主”，但是支持投票是任何民主不可或缺的一个步骤。这里我要提醒诸位：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对于政治制度的理解已经到达顶峰、以为现存的民主途径（例如以统计式民主为基础的投票选举）将成为人类政治体制变迁的终点。

早在古希腊雅典，民主就以一种更为接近其原初意义的形式——抽签，来彰显公正。雅典国家的一切公职（除了十将军委员会以外），对每个公民都是开放的，包括执政官及其他所有官职都由抽签选举，任何公民都可当选。就如同当今随机产生的陪审团一样，当时的雅典有一系列措施来解决诸如抽签抽到傻子、或者没有执政意愿的人之类的问题。如果我们现在实验一下抽签制，未必就想不出比两千年前的雅典人更聪明的法子。

尽管如此，我并不赞同在现代国家中实践抽签制，只不过也不认为投票是在庞大的国家实行民主的唯一方法。虽然目前我并没有更好的建议。

关于投票、个人偏好、社会偏好的关系，是 公共选择理论 （互动百科 | 维基百科）研究的一大方面，阿罗不可能定理告诉我们个人偏好无法通过简单加总得出社会偏好，这就对投票选举的正当性提出了质疑；而博弈论则质疑了从亚当斯密以来的经济学的基础——个人最优选择能否导致集体最优？公共选择学派头上的这两朵小黑云一日不除，对于整个学科来说，也难有大作为。

三、投票，往往和民主无关

民主是一种制度，而投票则是一样工具。工具可以用来夯实这个制度，也完全可以用到相反的另一种制度。君不见，萨达姆政权下的投票，几乎每一次都让萨达姆全票通过么？如果说，这样的投票不能表达选民真实的意愿，那么关于希特勒纳粹党的上台，又做何种解释？当投票被用于邪恶的目的，选票本身也就成为魔鬼的帮凶。
例如Alien外星人这次的普查活动，为了采集大家的想法，就利用了投票这样的方法。你们的选票对于我来说，是关于专题内容的重要材料，但是并不能对这期专题或者我的博客起到决定作用。恰恰民主的定义即是当家做主——你们有否通过这场投票，在我的博客当家做主？

显然没有。

投票作为表达方式，就如同一根电话线，把你要说的话传达给整个政体；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你有了选票就有了权力或得到了民主。屁民的选票，是软弱无力的。我们没法期待一场选举就改变无权者的身份，同样，在独裁者看来，你认真揣度后投出的那枚选票，没准还比不上厕所里的一张手纸。

投票，并不是一个很有力的改革工具。如果我们希冀更多的政治权利，就应该去寻找更多的政治表达方法——面对一个重视脸面而又歹毒的威权政府，与之“协商”纠缠，在我看来是个不错的方法；扩大政治讨论范围、鼓励身边的人参与讨论公共话题，则会对整个社会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

四、“民主，早晚的事情”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老板说过一句很精辟的话：关于民主，你要么开门让他进来，要么看着他破门而入，这只是个时间问题。

托克维尔早在近200年前预言了民主将在人类政治格局变迁中取得胜利，而今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他的预言已经应验。“民主”在18世纪以前还带有“暴民政治”的贬义色彩，如今即是最臭名昭著的独裁者也迫不及待的要在自己身上贴上“民主”的标签。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中国和其他一些专制国家将脱离这场波及整个世界的伟大潮流。

聊到这里，我们所说的民主，实际上已经远远脱离了“投票”这一工具性范畴。我曾经这样跟师友表达过对于中国民主化进场的预测——最多三十年。但是现在，我开始怀疑自己的判断。我甚至无法说清楚“三十年”这个数字具体如何得出、在遭遇某种变故后将延迟或提前到来？历史从来不是像车轮一样沿着某条道路或曰规律前行的，无数的偶然事件塞满了史书。中国的历史将如何？只有等到历史发生之后，我们才有机会知道。

但唯一可以确信的是，历史，迟早要发生。

常识小普查No.1-民主和投票的关系

谷溪 — Mon, 22 Feb 2010 08:09:05 +0000

从今日起，新增一个投票调查栏目，指向人们平时容易忽略或者混淆的常识。不定期发布投票、公开投票结果，并且对投票时产生的争议予以刊登。

通过阅读器订阅的朋友看不到投票内容，如有兴趣，可登陆博客查看。

第一期普查题目：民主和投票的关系

wordpress有一个投票插件，名字很有趣叫做“Democracy”。一个投票插件取名为民主，显然制作者认为投票和民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本期题目由此得出。投票选项篇幅所限，不能说清内容，欢迎大家自行跟帖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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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基本概念（2）：民主

谷溪 — Sat, 28 Nov 2009 10:14:51 +0000

“站长门”事件里，我印象最深的一个帖子其实是校园信息一个极为简单的贴，大概只有一句话——我们要民主！

为什么大家的第一反应是要民主？而不是要分权、要自治、或者更直接点——要自由？

我之所以对这句话印象深刻，是因为当大家受到权力的不公正待遇时，没有太多的闲暇去考虑解决这一问题的技术手段乃至价值标准。民主是最直接最有力的方式。在当时的情形之下，显然民主选择的结果会出现惊人的多数票统一——关于当事站长和站务组的制裁。

这就是为什么平民会迷恋民主的威力。它直接，可靠（对平民来说起码在当时情况下是可靠的），有力，民主决策具有当代政治最强的合法性。

然而在19世纪之前，民主二字还是个贬义词。法国青年托克维尔在周游美洲之后，做出了预见：民主终将在这场数百年的政治变革中取得胜利。而事实的确如此，至今，无论是极权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都极力赞扬民主，并声称自己的国家是民主国家，例如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民主作为一种制度手段，被大家讨论更多的乃是民主制度差异。现代人讲民主的时候，除了把民主作为一项制度，还会讲民主本身的价值含义——追求每个个体的自主统治——这就是现代文明世界的政治理念与两百年前的最大区别。我的意思是，关于民主自身的价值讨论曾经发生在19世纪以前，而现代政治环境下，讨论民主是否是个好东西显然有点穿越时空，我们更需要论辩的是不同的民主形式将带给我们什么。

按照公民的参与方式，民主大致可以分为直接民主和代议制民主。直接民主最早出现在古希腊的雅典城邦，公民将处理公共事务作为生活最重要的一部分。时至今日，依然很多人认为民主精神的完整体现，就是一切都由公民自己来做、不需要“代表”。萨托利将之称为“民主原教旨主义”。而代议制是一种更为复杂的制度，约翰密尔声称在现代的大国家中，实现类似雅典的抽签民主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补充代议制民主带来的民主能量的衰减。在代议制下，人民对于“事”的直接处理转变为对于“人”的直接处理，人民不再是对每一件事进行事无巨细的争吵和辩论，而仅仅对“议员”进行选择。这在民主原教旨主义者看来是无法忍受的，卢梭就激烈的抨击代议制玩了一个江湖骗术。

然而不管怎样，民主对于现代政治影响之剧烈，恐怕再没有哪个词能出其右。如开头所说，民主为当代的政治结构提供了最强烈的合法性。但是我所说的合法性，严禁的说是来自于一个有效的民主制度，这个制度不仅应该体现意见人数上，还应有效的保障少数派的利益。暴民政治是人类社会中最糟糕的状态，无论法国大革命还是文化大革命，各类暴行都残酷的披着民主的面纱践踏人类的尊严——所以需要强调的是，民主能够提供合法性，但是遵从简单多数人意见并不是民主。民主有效与否的关键，其实在于如何保护少数人的利益。

2010年3月5日修改稿

两个哲学问题

谷溪 — Sun, 17 May 2009 08:32:00 +0000

问题一：恐怖分子在某地安放了毁灭整个地球的炸弹，但是国际武装力量到达该地必须经过一条高速公路，而这条高速公路的正中间有一个坚决不拆迁的钉子户，并宣誓他的生命与他的财产同在、他将誓死捍卫自己的房子。我们是否应该杀死他、拆除他的房屋、使得部队通行、拯救世界？

讨论这个问题，将无可避免的推出我们习以为常的功利主义比较方法，边沁可计量的“快乐痛苦统计法”。这是一道很简单的选择题，一边是全球六十亿人的生命和全部财产，另一边是一个钉子户的一幢房子。似乎只要是理性的人，当然要选择六十亿人的生命、财产，放弃钉子户的那幢不合时宜出现的房子。在地球毁灭这个背景之下，再来谈论个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一件迂腐而愚蠢的事情。

这种比较无论是从质还是从量上来说，天平两边都相差悬殊。我们做出选择时，情不自禁的倾向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是“理性”的比较。可是以此为“理性”，我们将推断出一系列荒谬的结论——例如，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散尽全部身外之物、拯救更多非洲难民于生死边缘，但我们并没有这么做，显然我们并没有遵循“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因此我们的不作为是不道德的。

当6000000000人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我们将自然放弃其中1个人，以牺牲他作为代价，换取其他5999999999人的生存，那么当这5999999999人再次受到相同威胁时，我们会再次牺牲一个人、保全剩下的5999999998人……以此类推，当世界只剩下3个人，我们依然会牺牲一个人、保全另外两个。但是当只有两个人的时候呢？显然，这个时候只有丛林法则，谁更强大、谁就生存。这一套逻辑推论下来没有漏洞，却得出了一个恐怖的多数人残暴统治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少部分人被当做生存的手段，无论是牺牲掉还是被吃掉，都是一样的——他们没有权利可言，他们死于“一人一票”的多数人“民主”。

那么在这个危急时刻，我们到底应该如何选择？当我们面对这样一个困境的时候，每个人都变成了上帝，我们在这场思想实验中扮演上帝的角色。价值和生命到底哪个更重要？归根结底，就是我们是否要为了生存而突破底线价值？如果说生存也是一种价值，那么这种价值和别的价值有没有高下之分呢？

问题二：人，是否有选择成为奴隶的自由？

这个问题和上面那个问题一起、困扰了我很久很久，都是苏振华的课上讨论过的，我却始终没有得出自己满意的答案。苏振华的解答是：权利是一致的，人当然有选择成为奴隶的自由，但是前提是当他不想做奴隶的时候，他也有拒绝继续做努力的自由。我对这个回答一直不满意，虽然自己也无法找出更合适的解答。

其实苏振华的回答是一个伪答案。问题中的“奴隶”的含义，就是无法再进行选择、没有权利、被人奴役的人，而苏振华有意无意的改变了“奴隶”的含义。他回答中所说的“有权利拒绝继续做奴隶的奴隶”，实际上已经不再是问题中严格限定的“奴隶”。因此这个答案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的解决，可以寻求古典自由主义大师密尔对于“自由”的理解。密尔提示我们，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完整一体，在我们讨论是否能够“切割”自由的时候，我们已经触犯了自由的边界——事实上个人主义的自由本身既不可分割、也不可转移、更不可放弃。关于奴隶的这个问题本身，也是一个伪命题，一个人是无法自愿成为奴隶，因为这首先违背了我们对于人性趋利避害的基础理解，然后也违反了自由的概念和边界。当一个人成为奴隶，他显然已经无法再谈论自由和权利。而在他成为奴隶之前，自由并不能给予他放弃自由的“权力”（这里用权力这个词以区分权利）。

政党与国家

谷溪 — Thu, 02 Apr 2009 01:09:42 +0000

一、政党的目的。现代政治的目的。

首先确定我们的论题范围。在这片文章中，所要讨论的“政党”，仅仅局限于民主政体下的多党，而20世纪以来的苏联GCD、德国纳粹党、中国GCD等，均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专政政党之所以没有什么好讨论的，在于他们具有大同小异的严密结构、意识形态、控制方法，并且也不再成为世界政坛的主流。以务实而规范的观点来叙述我的观点，将是这篇文章的主要叙述方法。

在自由的政治环境中，人们具有结社、发表政治观点、竞选主持公权力的权利。具备相同或相似意识形态、利益主张的人们结为政党，并且其中一部分人成为了职业政客。政党的最终目的都是取得政权，我们可以近似的理解政党为自由市场中的企业，企业的目标是取得市场的支配地位（如果没有竞争者，所有企业都恨不得一夜之间成为行业垄断者），同样政党也是以获取权力、支配国家政策作为目标。只是企业向市场提供的是可盈利的产品和服务，而政党一旦当选，则向整个社会提供源源不断的意识形态、并通过政府传达意志和生产符合该党心意的公共产品。

可以说，政党并非是善良的，就像任何企业都不是慈善机构一样，没有人是纯粹的利他主义者。这一点在亚当斯密的年代就被先哲早早解释出来，我们同样认为在政治领域不存在圣人、每个人首先考虑的都是自己的利益。古人在放弃了寻找哲学王后，转向另一个极端，认为即便是一国之君，也要努力将狮子和狐狸的品质合二为一，成为一个伟大的骗子和伪君子，以此维护自己的地位①。

一个政治制度之所以被褒奖为“好”的，是因为该政体本身的设计能通过封闭循环的制度，将人们的个人主义导向公共服务的增益。需要注意的是，这样的政体本身并不排斥反对功利主义。罗尔斯认为，“（古典的）功利主义观点的突出特征是，它直接涉及一个人怎样在不同的时间里分配他的满足，但除此之外，就不再关心（除了间接地）满足的总量怎样在个人之间进行分配”。在自由主义眼中，这种威胁一方面来自政府，另一方面也来自他人。③此即舍勒所谑称的惧怕被竞争对手欺骗的“市民德性”——“人对人的原则上的不信任态度”。④而恰恰是这样的不信任，在经历了共和宪政的过滤后，成为了保障公民利益的有力工具。

我们绝对不能以人的自私心为耻，也绝不能抱着泯灭私心的态度进行政治运动。在各国宪法中都以宪政自居的当代，再认为政治家或政客应该是善良而睿智的，显然是一种思想退化，这既不必要，也不可能。政治的目的就在于让争夺利益的双方放弃丛林法则，走到谈判桌前，互相讨价还价、进行妥协。在这一目的背后的政治，是充满了宽容和尊重的自由主义精神。

然而并非一个完善的体制就能解决所有问题，更何况我们所看到的体制还远不能算完善。政党取得了国家政权后，必然以某种方法履行自己的承诺，期间将不可避免的出现利益的输送。

二、政党的责任

人非至善的天使，至善就不需要政府；人也不是至恶的禽兽，至恶也就无法形成政府。政府作为必要的恶，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保证所有公民的利益，否则人们根本不需要通过让渡权利的方式组建一个侵犯自己的立维坦。

而政党的目的则在于自己的利益。如何协调政府和政党目标的不协调？我在这里引入公共责任的概念。笼统的说，公共责任是针对政府而非政党的，但在现实生活中，政府仅仅作为行政的工具而存在，在政党角逐中，我们也往往看到的是多党关于价值的争辩，绝少听到某党以自己是高效率的作为竞选口号。于是政府对于公共责任的义务，实质上落到了政党的肩上。

执政党于行政部门，就像大脑之于身体，它既负责形而上的价值判断，又用行政命令将它的价值付之国家政策。取得了政权的政党，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它拥有强制力的权威，另一方面，它和其他所有市场中的主体一样，是一个经济人，不可避免的存在自利动机⑤”。当奥巴马反复督促美国两院通过救市法案时，我们不能以为民主党就是拯救经济的救世主。一方面，我们并不相信科学家、工程师能够承担起公共责任，另一方面，在公民意识的深处，我们本能的对政党提出的政策进行怀疑。

政权的选举更替，促使政党在提出政策时必须考虑选民利益——这其中大有文章可作，选民不是专家，选民需要的是立竿见影的效果。而政党本身同样对速效政策有天然的偏爱。这就是为什么美国1929年大萧条后凯恩斯主义大行其道、成为官方经济学的原因。倘若一项全民支持的、立竿见影的政策摆在执政党面前，那么该党是没有理由拒绝这样一个太高自身权威、扩大政府控制能力的方案的。

政党的责任并不是制定正确的政策，政党并不全知全能，我们也不能以政策的结果评判政党是否尽责。这是一个需要反复强调的误区。如同我们对待政府的中立偏右的态度一样，政党的存在并不是目的，而是手段，这手段所要保障的价值乃是政党的责任。从自由推导出来的民主、平等，这些是政党真正的责任。或许看起来有些滑稽，然而我们的确需要自私自利的政党，来保障我们最崇高的价值。

三、政党和国家的关系

政党的责任是保障自由的价值，换言之，在国家的体制内，政党政治是宪政的一部分。“控制国家或政府权力”是宪政一词较为原始的含义。从这种最粗糙的定义开始，多党竞争下的自由主义政党政治，就始终是限制国家权力的手段。萨托利曾经断言：“无论过去和现在，宪政制度事实上就是自由主义制度，可以说自由主义政治就是宪政。”⑥哈耶克也曾说：“剥离掉一切表皮以后，自由主义就是宪政。”⑦

为了避免某个团体长久把持国家权力、形成专政和独裁，一个有效的手段就是以民主的方式让公权力掌握者“竞争上岗”。在这一思路下，又包含了妥协、协商、民主的概念，不同的意识形态组成不同的政治团体。现在，政党与国家的关系，不再是手段和目的的关系，人们也不大记得政党更替仅仅作为一种使公权力定期流转的方式而存在的初衷。有时候政党竞争这个事实本身，就被当做了价值来进行讨论。尤其在中国大陆的政治环境中，谈及民主政治，就必然涉及多党制。其实大可不必如此神经紧张。就像权力制衡一样，政党的存在，只是一种手段，倘若有更合适的技术手段，我们完全可以放弃多党、放弃代议制。

参考文献：

① 马基雅维利；《君主论》，张志伟，梁辰，李秋零译；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

② 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③ 张凤阳等；《政治哲学关键词》，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109页

④ 舍勒；《价值的颠覆》，曹卫东等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

⑤ 张凤阳等；《政治哲学关键词》，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199页

⑥ 萨托利；《民主新论》，冯克立、阎克文译，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348页

⑦ 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邓正来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2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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