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二逼情绪大概起源于对束缚和控制的厌恶，无论是美色、体制、暴力。小学时候被两道杠看着，上课不能说话不能吃东西喝水，下课要老老实实完成作业，小特务们还好心好意的结成“互助小组”，在这个小组中，你是落后的，是差的，是坏的，是拉别人后腿、需要别人帮助的。那时候老师经常念叨的一句话就是“你给班级平均分拉后腿”，这无敌的一句话将集体主义的核心价值精准的描述出来：你存在的价值就是为集体增益，你所有行为的唯一判断者就是集体——而老师往往充当了集体领袖的角色。体制的力量让人没有任何反抗能力，所有对于个人利益的关注，都在集体主义酸不拉几的豪言壮语中逐渐消解。

大学四年，居然没见到有人打架，我不知道是浙大风气使然还是纯属运气太好。现在这个年龄，打起架来更多是利益冲突，而较少是强迫对方。高二时候我喜欢一个女孩，结果被高三一个师兄带着五六个同伙围殴了一次。那次被打，倒没有让我产生什么阴影，只是第一次体会到对暴力的愤怒。这种愤怒产生于恐惧，一群人围住你开始打，你没有还手的机会、更不能还手，否则会被打的更惨。那种愤怒可能是对受到钳制后的自然反应，因为没有任何理由使自由受到侵害，唯一的线索就是对方力气比你大、人数比你多。你无可奈何的承受，又无法还击，这个时候如果你依然认为可以通过强制别人来保障他们的福利，那你百分之百是个M。

“控制”是个魔鬼，无论它化身为美色、体制或暴力，只要有人未经许可的控制了你的思维或行动，那你所要做的只有砸烂他们给的枷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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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对本文再补充一下。

最早玩豆瓣的时候喜欢关注美女，后来拒绝关注美女。刚才想通了，应该像古龙一样将美女当成一种自然的存在，报以最大的宽容，不必与之较劲。

于是如释重负，欣然加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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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twitter上有人爆出一张警方监控QQ聊天的软件截图，从下图可以看出，警方输入时间和QQ号码，即可通过关键词进行搜索。腾讯公司从企业道德和技术水平上都否认自己会监控信息，可能是从另一角度暗示了警方的监控跟他们无关。

我有时会想，监控他人发言的警察叔叔们，内心会否有一点点道德的不安？就像偷女生内衣的男大学生内心总是紧张的，我相信无论是什么人、什么样的教育背景、什么性格，在冒犯他人的时候总会受到良心谴责；就算他拿了人家的钱、或者收了别人的好处，不光彩的行为也并不会因此而变得值得夸耀。这是我们作为人类的本能感受。

然而有一种情况是例外。那就是当别人为你提供了道德支持、告诉你那些不光彩的事情其实包含着伟大的光荣和正确的价值，你就会怠于自省。惰性也是人类的本能。已经有了能自洽的道德逻辑，为什么还要想破脑袋去追求似乎不那么明智的“人性良善”呢？卑鄙的行径往往假借高尚的名义大行其道，如果对公民私密发言的监控可以被解释为维护社会稳定、预防犯罪，那么几乎所有对权利的侵犯都能被理解为通往某个伟大目标途中的小小牺牲。

昨天关于“大学何为”的讨论中，美国的白老师对一个同学所说的“人不能太自由、太自由会堕落”表示surprised；另外在说到大学应成为多元文化互相理解包容的自由空间时，一个男生低下头默默地说“我觉得你应该去听听哲学课”，我这个业余爱好是政治哲学的人也被他surprised了。令我surprised不是他们的观点，这样的观点我早就熟悉，因为早年我本人就持那样的态度；而是他们对无知的炫耀、对蛮横逻辑的骄傲、和“大局观”道德感召下的自我崇高化。说“不能太自由、太自由会堕落”的人，恐怕不能理解新中国建国伊始的目标是什么，而奉劝我“应该去听听哲学课”的人，大概也分不清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反倒是白老师，很认真的表示，对中国人的思路很难理解——对此我只能笑一笑，说中国就是这个样子。

有着那么强大的自信心、相信自己是绝对正确的，也就不难做出卑鄙的事情；即便偶尔有良心不安，也会马上被另一种伟大光荣正确的逻辑引向自我褒奖。就像深沉的德国人对屠杀犹太人充满了道德感，我悲观的认为，所有对于道德如此“自信”的人，恐怕都有可能变成日后的“监控者”。最可怕的并不是监控，而是他们的“道德自信心”。这种自信心会鼓励他们做出更可怕的事情，今天是监控，明天是逮捕，后天就是杀戮。

所以我拒绝将道德看做社会的产物，产生于社会的“道德”，往往更像是迷幻剂。道德是每个人头顶的一片星空，如果将道德法则竖立在每个人的内心之外，那么道德也就不再是道德、而变成了让别人控制自己的毒药。可惜思考的惰性是人的烙印，也正因为此，愚蠢才如此致命。

发完牢骚，该去打印论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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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的言论是：进入体制内部，保持理想主义，然后尽力参与政治的变革。这样的说法并不能形成普遍的政治改革路径。首先我对于任何体制内部的人均不抱有任何幻想、不认为他们中任何一人是善良诚实的，在对政府行为进行概念的圈定之前，就首先在价值上“先小人后君子”，姑且认为他们全部都是强盗和骗子。即使是我爸，作为体制内一个勤勤恳恳的普通分子，他也无法具有强大的精神力来对抗体制——事实上我相信体制是能够战胜一切精神力量的，包括道德和感情。因此，进入体制，即意味着赞同体制、拥护体制、志愿为了某某主义事业奋斗终生。

而支持我不进入公务员队伍最重要也是最坚挺的原因，并非我憎恶公务员队伍、讨厌体制，而是作为公民对于国家和政体应该抱有的基本理想和责任。

我是接受过行政学系统教育的学生，并且相信在同龄人中具有“中等偏上”（这个词被那些不愿自曝照片、在浙大bbs征男友的女生所大量使用，以描述自己在求是园中的外貌水平）的知识水准和智力能力，对于政治、行政、官僚结构都有优于绝大部分人的理解。那么，从日常的视角看来，我专业对口，自然最适合公务员。

然则非也。国家若试图将最优秀的人才归置于政府中，长此以往，将会使最有判断力、最有决策力、最具智慧的人们聚集于政府，为社会各种决策制定详尽的优劣分析。并高效的使之落实。以上是我所能做出的最理想的假设，我假设他们都是道德高尚的，完全没有腐败和利己的行为，在官僚体系中也是非人格化的。可是即便他们是这样优秀、作出的决策也非常正确，依然会令这个国家日渐衰落。因为人们将习惯于将决策和思考的事情交给政府的精英们来处理，人们对于公共事务不再关心、反正政府会处理的很漂亮，自己决定自己的事情越来越少，对于公务处理的关心和能力都会降低。这种民众政治退化的难堪境地在雅典城邦甚至是不道德的。

在一个全能政府的领导下，优秀的人们自愿进入体制谋求更好的福利和更多的晋升机会。官僚机构内的钻营会成为体制内的主题。不仅如此，为了维持机构的健康，往往需要在外部有同等力量进行监督。但是倘若某天社会精英全部进入政府，他们也就没有了外部监督、或者说至少外部的人在智力、见识、知识、辩论等方面的才能，必然远远不及政府。这样，外部监督也就无法形成。

倘若以上所说统统不考虑，毋宁承认这一条——政府的存在作为“必要的恶”，其权力、能力的膨胀将是整个社会最大的隐患。这也是近代以来对西方政治中对政府基本的价值判断。

我作为一个人才，对充满自由的中国寄予无限期待，自然要为国家的自由和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我反对优秀人才进入政府，那就从我做起，不进入政府、不当公务员，让政府的水平和能力维持在一个可以忍受的、较低的层次，这样就是在变相削弱政府的能力，同时也就是以我单人之力扩展自由的疆野，并对政府权力时时进行着威胁和监督。

你若是个人才，你若对中国负责，你若向往自由，请不要去做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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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这个问题，将无可避免的推出我们习以为常的功利主义比较方法，边沁可计量的“快乐痛苦统计法”。这是一道很简单的选择题，一边是全球六十亿人的生命和全部财产，另一边是一个钉子户的一幢房子。似乎只要是理性的人，当然要选择六十亿人的生命、财产，放弃钉子户的那幢不合时宜出现的房子。在地球毁灭这个背景之下，再来谈论个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一件迂腐而愚蠢的事情。

这种比较无论是从质还是从量上来说，天平两边都相差悬殊。我们做出选择时，情不自禁的倾向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是“理性”的比较。可是以此为“理性”，我们将推断出一系列荒谬的结论——例如，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散尽全部身外之物、拯救更多非洲难民于生死边缘，但我们并没有这么做，显然我们并没有遵循“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因此我们的不作为是不道德的。

当6000000000人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我们将自然放弃其中1个人，以牺牲他作为代价，换取其他5999999999人的生存，那么当这5999999999人再次受到相同威胁时，我们会再次牺牲一个人、保全剩下的5999999998人……以此类推，当世界只剩下3个人，我们依然会牺牲一个人、保全另外两个。但是当只有两个人的时候呢？显然，这个时候只有丛林法则，谁更强大、谁就生存。这一套逻辑推论下来没有漏洞，却得出了一个恐怖的多数人残暴统治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少部分人被当做生存的手段，无论是牺牲掉还是被吃掉，都是一样的——他们没有权利可言，他们死于“一人一票”的多数人“民主”。

那么在这个危急时刻，我们到底应该如何选择？当我们面对这样一个困境的时候，每个人都变成了上帝，我们在这场思想实验中扮演上帝的角色。价值和生命到底哪个更重要？归根结底，就是我们是否要为了生存而突破底线价值？如果说生存也是一种价值，那么这种价值和别的价值有没有高下之分呢？

问题二：人，是否有选择成为奴隶的自由？

这个问题和上面那个问题一起、困扰了我很久很久，都是苏振华的课上讨论过的，我却始终没有得出自己满意的答案。苏振华的解答是：权利是一致的，人当然有选择成为奴隶的自由，但是前提是当他不想做奴隶的时候，他也有拒绝继续做努力的自由。我对这个回答一直不满意，虽然自己也无法找出更合适的解答。

其实苏振华的回答是一个伪答案。问题中的“奴隶”的含义，就是无法再进行选择、没有权利、被人奴役的人，而苏振华有意无意的改变了“奴隶”的含义。他回答中所说的“有权利拒绝继续做奴隶的奴隶”，实际上已经不再是问题中严格限定的“奴隶”。因此这个答案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的解决，可以寻求古典自由主义大师密尔对于“自由”的理解。密尔提示我们，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完整一体，在我们讨论是否能够“切割”自由的时候，我们已经触犯了自由的边界——事实上个人主义的自由本身既不可分割、也不可转移、更不可放弃。关于奴隶的这个问题本身，也是一个伪命题，一个人是无法自愿成为奴隶，因为这首先违背了我们对于人性趋利避害的基础理解，然后也违反了自由的概念和边界。当一个人成为奴隶，他显然已经无法再谈论自由和权利。而在他成为奴隶之前，自由并不能给予他放弃自由的“权力”（这里用权力这个词以区分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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