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ien外星人

【两种自由读书会】第七期：再读《七七宪章》

谷溪 — Mon, 02 Jan 2012 06:05:37 +0000

【内容】：再读《七七宪章》

【流程】：1，由主持人开题。2，到场读者轮流朗读《七七宪章》正文一段直到读完。3，讨论文本。

【时间】：1月13日19:00~21:30

【席位预订】：参加活动请务必提前私信我，否则恕不接待

【场地】：杭州西湖区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云门书屋（港湾家园底商）

花钱如山倒，赚钱如抽丝

谷溪 — Thu, 29 Dec 2011 08:21:11 +0000

连续两个月，总支出远超预算，刚才查了下，发现很多消费其实是可以轻易避免的，应该反省一下，赚点钱不容易，花的多，剩下来的就少了，花点时间自己总结一下，分享一下我是怎样在无房租、无贷款的情况下1个月花掉4000块的。内奔~

首先我自己小白领一条，最近借宿在浙大宿舍里，所以无需负担房租（最近考虑租房，很快就会产生房租费用了）。另外无负债，所以每月养活自己比较轻松。

以下是我本月的消费情况，先让我哭一下……

截止到12月29日，共消费4168.49元。更直观一点的看消费科目构成，看一下这个图：

食品酒水占比最高为36.4%，总花费为1518.2元。其中，在“早午晚餐”中花了1126.5元（其实我基本不吃早餐的，12月前半月还在河南，早上至多一杯豆浆而已），在伙食费上花费这个数量级（包含了请客费用），我认为是比较正常的；水果零食科目下，发生了105.7元费用，也比较少，因为我平时除了爱吃水果之外，基本不买其他零食；“咖啡馆”下有286元费用，在河南时经常去咖啡馆，这个消费略高，因为那段时间太频繁了，一杯咖啡不过30块而已。粗估一下，下个月在食品上的消费应该下降到1200左右。

其次是“行车交通”，金额为1071，占比25.7%。其中主要为打车和过年回家的机票。打车的361元中，有297元可报销，而机票的710元则是自己没法避免的费用，且平时不会产生这么高的交通费。也在可容忍范围内。现在杭州，交通费用基本为零，每天上班靠走。

服装类支出603元，占月总支出14.5%。这个数字太高了。11月买的皮夹克不够厚，于是又买了一件羽绒服，质量一般，样子还不错。另一件是什么我忘了，按照我的生活习性，每年发生在服装上的费用应该很少，今年口袋阔绰一些，添置了两件略好些的衣服。未来两个月，打算添一条牛仔裤和一双鞋，其他不会再买衣服了。

居家类支出有417元，是为租房做准备买的被子、枕头、四件套，是一次性消费，不会持续产生费用。（其中被子是Lec推荐的易讯原价900多现价200的打折货，赶脚会很舒服，枕头39块钱很超值）。这种支出不会再发生。

以上是12月的支出情况。对比一下11月的支出，可以看到略微有“开闸放水”的迹象。11月总支出为3484.8，全部发生在郑州市。

11月食品类支出占大头，1662.5元，几乎达到总消费的50%。其中水果零食花费324.5元，偏高，应控制在200元以内，早午晚餐1283元，略高，咖啡馆费用55元（实际情况是在11月后半月，我刚在系统中添加了“咖啡馆”科目，之前记在水果零食科目里，所以11月的“咖啡馆”科目肯定是偏少的）。

11月服装类支出达到了惊人的1413.5元，和食品类支出共同霸占了所有毛爷爷。本月服装支出主要是添置冬衣，有衬衫、写字、皮夹克、毛衣等。另外还有一个500多块的24寸万向轮拉杆箱（这个略贵了，而且不应该买牛津布，感觉PC材质的更好一些），再加上一双一百出头的鞋子，所以鞋包科目下费用为677元。

最近两个月有一些无法避免的费用，例如11月刚入冬没有厚衣服，12月买被子、主机和域名到期需要续费、购买春节回家机票（而且还没买返程票，否则花费必上5000）。但是总的来说，似乎在饮食上面花费过多，应该保持在1200元/月以下，后面几个月在服装方面的预算需基本砍光，尽量不再买衣服。同时每个月给自己设定一个自由花费额度，粗估其上限应为工资的10%，在此额度中可购买意淫已久的玩意。

一个五毛的现身

谷溪 — Mon, 26 Dec 2011 06:02:47 +0000

韩寒三篇烂文《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出来后，我在微博上连着骂了两天。韩寒就是个市场定位，赚点钱而已，非要拉大旗作虎皮，过犹不及。

挺韩寒的还是大多数，甚至Twitter上也有不少傻逼说“不能把韩寒推到党国那边”云云。我就操了，人家爱吃屎就去吃，说的好像是别人逼他吃屎一样，这种假自由真五毛没有任何挽留价值。昨天韩寒得到了胡锡进认证，今天环球时报官方发文《韩寒博文，网络舆论的一次回摆》挺韩，这是韩寒永世不得翻身的五指山了。倒也不是说党国宣传部门借机来个蒋干盗书，而是党国及其敌人——真正的自由派，在对中国问题的认识上，是完全一致的。双方都知道彼此终有一战，命中注定的死敌，也清楚谁是党的盟友，谁是党的敌人。韩寒这种人，自然是党国盟友阵营中的一位。

这些天里，陈卫9年、陈西10年，都是极重的判罚了，韩寒在此时谈论“承诺不清算”之类，是对他那些坚持着说真话的同胞的背叛。每天都有人强调常识的重要性，但是在最基本的常识面前，强调“常识”的人反倒没了常识——面对压迫，要反抗，而不是跟对方“谈一谈、妥协一下”，你没有那个筹码。举凡此类观点，无非都是以“妥协”为名的懦弱，懒得再说。

关于革命、民主、自由，尤其前两者，是极其复杂和专业的领域，我跟随老师读了几年书，自认有点基础，也不敢妄言革命、民主的中国本土路线，韩寒拾了些饭桌上听来的牙慧就敢出来哄人，真个少年得志、一脚踏空！

不想对这种无聊观点做什么反驳了，不就是个臭五毛么。

乌坎运动，已经失败

谷溪 — Thu, 22 Dec 2011 03:06:43 +0000

昨天看到林祖銮谈判归来，几十位临委会委员一致同意取消游行、撤掉标语、恢复生产生活，即知乌坎一事已经失败。我留话在这里，不仅乌坎的村民利益不会得到补偿，林祖銮和几十位委员还会在一段时间（也许半年，也许一两个月）后相继被整，带头的林祖銮要是能留下一条命，就是他祖上积了阴德！

首先，谈判内容没有任何书面证明，谈判过程是完全黑箱化操作，没有录音没有录像没有形成文件，一切条件都只是口头答应，并且口头答应的也是含糊其辞。这一套中共太熟练了，对付强拆、对付小规模的社会运动、对付有正当诉求的访民，无不采用这种连骗带哄的无耻策略。村民缺乏斗争经验，以为来了高官就有了保障，殊不知共党体系是逆向淘汰，最坏的人才能爬到最高的位置，朱明国的承诺，还不如地方官员可信。

其次，由于抵抗运动结束、村民精神缴械，乌坎已经丧失了谈判筹码，绝无可能继续第二轮谈判。村民们的集会、游行也是“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绝难再次组织起来。土共深谙此法则，知道只要应付了第一波运动浪潮，后面的可以分而化之、秋后算账。2004年的汉源事件即是一例，带头者最后被秘密枪决，所以我判断林祖銮的下场恐怕不会更好。

再次，政府目前是主动方，乌坎已是绝对的被动。我给政府出个损招，此时朱明国只要带着两车大米进村，绝对夹道欢迎，村民们没准还会痛哭流涕的说终于见到了青天。这样一来，村民将彻底臣服，可保未来20年乌坎不会再发生重大政治事件。

昨天消息一出，推特上一阵哀叹，大家心知肚明乌坎运动已经失败。而新浪微博上包括章立凡之流清一色的为乌坎叫好，说什么“过了这道坎”“乌坎的胜利民主的胜利”。图新破，拿衣服啊！推特、新浪微博的用户智力差距，由此可见一斑。

昨晚和朋友讨论乌坎之事，今天居然哑了嗓子。最近身体有点小毛病，既然乌坎已经失败，就不再关心他们的后续动作了。哎，憾之。

关于郑州的回忆

谷溪 — Thu, 15 Dec 2011 06:55:29 +0000

明天要走了。
2011年7月18日来到郑州，2011年12月16日离郑返杭。
期间认识了很多人，发生了一些故事，那些关于生活的、关于工作的、关于爱情的，就被我留在这座城市吧。不带走了。

再见！

李志《关于郑州的回忆》

民主巩固，或民主崩溃？谈台湾与俄罗斯

谷溪 — Wed, 07 Dec 2011 10:51:02 +0000

谈崩溃之前，必须先谈什么是民主巩固。亨廷顿的标准是“双翻转测验”，即民主转型后的政权经历两次正常接替、掌权方能够接受选举失败后的放权——完成了两次交替，即可认为民主得到巩固。然而针对“民主巩固”的具体含义的辩论，其实本身指向“民主政治”，大概只有程序上的选举式民主是不够的，民主文化必须深植在本国的政治土壤之中。

秋风愿意从儒家文化中寻章摘句、挖掘出一鳞半爪的“宪政传统”，在我看来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当今世界政治潮流，是基于全球化以后的价值融通，自由和民主成为全体人类的共同价值，而无需再从本土挖掘精神给养。以儒家而论，本身带有大量反民主的毒素，强调权威重于自由、团队高于个人的集体主义。台湾在儒家推崇的纪律与服从的威权政治下经历几十年的折腾，重于在20世纪末拥抱第三波民主化浪潮、顺利完成亨廷顿的“双翻转测验”（1996年李登辉-2000年陈水扁-2004年陈水扁-2008年马英九）、并一跃成为东亚最自由国家，是华人突破儒家毒素的典范。民主文化既然已经渗透进台湾政治社会的每寸土壤，就很难再被拔出，可以这样判断，台湾已经对反民主的华人文化传统彻底免疫。

然而既然有成功范例，必然也有倒退案例。摆脱极权主义的俄罗斯即是一例。在叶利钦当政的1991年-1999年，俄罗斯在“自由之家”的评分逐渐上升，并被列入自由国家，在1995年至1997年之间，是表现较好的时期，当时政治权利与公民自由的等级均为3。然而在1999年普京上台之后，各项指数全面下滑，自由程度呈倒退趋势。2004年，已经倒退为“不自由国家”。我曾跟朋友提起过，转型正义在俄罗斯的缺失，是重要一方面。曾经作为克格勃的普京没有受到如捷克“除垢法”一样的软性清算而当上总统，加上1998年俄罗斯经济危机、1999年第二次车臣战争爆发，内忧外困，国家权力在一个前极权主义政权特工的把持之下迅速扩张，眼看俄罗斯民主倒退、叶利钦心血毁去大半，不胜惋惜。

对比台湾与俄罗斯，粗浅来看，有什么差别？我的了解非常有限，只能就所知说一点。

一、国家转型背景的区别。台湾转型于威权政治，而俄罗斯民主成长于极权政治崩溃之后。威权政治下可以有稍自由的政治社会，而极权之下没有任何社会“第二文化”的发展空间。罗刹国人黑暗之后骤见光明，难免头晕目眩。可以说，按照转型难度来排序，苏丹式政体＞极权政体＞后极权政体＞威权政体，台湾、俄罗斯转型难度差距之大，可想而知。

二、文化背景的区别。台湾的固然有儒家的反民主毒素作祟，但是其猛烈程度也远不及俄罗斯传统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强劲，普京上台以后对车臣战争的强硬态度，在一片血泊之上竟获得颇高的支持率，而反极权的英雄索尔仁尼琴居然也对普京亲睐有加，足见俄罗斯人骨子里的民族主义作风确实使得普京控制国家杜马、压制言论自由、迫害反对派的反民主政策如虎添翼。托克维尔曾经预测世界上将只剩下俄罗斯和美国这两个“伟大的国家”，其预言已经在冷战中精确应验，俄罗斯至今无法在政治土壤中播下民主种子的原因，苦笑一下，也只能归咎于宿命了。

三、公民社会发育程度的区别。其实这一点，与第一点关系紧密。国民党实行威权统治，但从未彻底根除公民社会，而台湾的基层选举在国民党执政期间也并未停止，政府没有强制抹除公共领域、私人领域界限，社会上存在大大小小不同方面的利益团体，本身已经存在政治多元化趋势。而俄罗斯在苏共蹂躏之下，别说政治多元化，连个体生存都朝不保夕，每个人被打散成原子状态，谈何民主实践？这是极权社会绝对不可能允许发生的事情。在这一点看来，台湾的政治社会其实早已发芽，而刚刚走出极权统治的俄罗斯，无异于在一片冻土之上种植民主花朵。

以这三点看中国大陆，除了文化背景与台湾近似，在前国家政权性质与公民社会发育方面，似乎处于台湾和俄罗斯的中间档位，总体来看，转型难度也介于台湾与俄罗斯之间。既然俄罗斯能转型，大陆当然更可以转型。但转型之后的问题比较严峻，我们会面对民主的巩固还是民主的倒退，这取决于巩固阶段一系列非常专业化的政权构造过程、和阴差阳错的历史偶然。现在关心转型之后的巩固问题，似乎为时过早，但我坚信总有一天，我写下的这些文字会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平淡的生活

谷溪 — Tue, 06 Dec 2011 09:53:59 +0000

1，最近看书效率挺高，经常去咖啡馆，一下午看一章书，然后写一篇文章。工作内容几乎为零，不知道何时去北京，好像被老板放逐在河南了一样。

2，深感推特和新浪微博的理论水平都不高，毕竟大多数人是不专业的，凭借半吊子常识或者学术二道贩子的转述懂得几个名词。今天看到推上有人说屠夫是自由主义加无政府主义，我理所当然的反驳屠夫不可能是无政府主义。然后发现那人啥都不懂，也就没兴趣和外行人讨论这些无聊的思想史问题和逻辑问题。

3，民主转型和巩固的复杂性，简直是不可捉摸的，林茨按照地区分类评述总结，这种方法对东亚可能不太好用，因为国别差异和历史差别比南欧、南美之类地区大得多。这样复杂庞大的工程，必须由精英提出一个转型路线图，否则很容易由于某些细小的问题（如首次选举制宪议会的范围之类专业化问题）导致对转型的伤害，例如俄罗斯。

4，联络了思郁和蓝无忧，希望某天能够在一起碰碰，但是大家好像都很忙的样子，很少有像我现在这么清闲的。生活像一杯白开水一样，无聊的我写博客的频率都比往常大大提高了。

5，继续考虑开便利店的问题。在商业这方面，行动优于思考，可没钱也没办法。愁死了。得知一个朋友在上上个月和男朋友分手了，另一个朋友前几天被男友劈腿了。结合我的个人经历，谈恋爱分手的大多预谋已久了，某个让人失望的瞬间决定了分手的具体时间。最近总是想起和ex在一起打打闹闹的日子，不过前面的路还长，我不想回到过去了。

民主转型中解决“国家性”问题的方法，以西班牙为例

谷溪 — Sat, 03 Dec 2011 09:50:59 +0000

西班牙在1975年独裁者弗朗哥去世以后，由首相阿道夫·苏亚雷斯开展了一系列民主化活动，说服国会通过一个以选举方式产生立法机构的改革法案，恰当的处理了国内共产主义政治力量和巴斯克、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分离主义势力，当1981年军人企图颠覆民主政府、重建威权政府时，西班牙王室——准确的说是胡安·卡洛斯国王出面运用政治技巧平息了“军队”这个西班牙民主巩固中的巨大障碍，民主制度也通过这次事变得到了巩固。

而另一股一直未得到解决的分离主义军事武装力量“埃塔（ETA）”，在民主化后的几十年间支持率持续下降。这归功于西班牙首次选举的顺序——首先进行全国性的选举，取得中央政府的合法性，然后再通过合法政治过程向巴斯克、加泰罗尼亚等地区下放政治权利、实现区域自治。“埃塔（ETA）”在2011年10月20日以书面和录像方式作出“明确、坚定且永久性放弃武装对抗的承诺”，这无疑是一座民主进步的纪念碑。

埃塔的旗帜。在其象征上有两个明显符号，分别为代表政治的蛇，并缠着一代表武装斗争的斧头。

诚然西班牙在“威权-民主”转型过程之前，已经具备了比较有利的条件。用维克多·佩雷斯-迪亚斯的话说，“到70年代中期，西班牙的经济、社会、文化制度已经相当接近于西欧，与这些制度的运行相应的文化信仰、规范性倾向与态度也与欧洲接近。这是政治民主改革如此迅速的一个原因”。且在70年代中期，西班牙在现代经济中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在资本主义经济体中位列第十；1961年到1970年之间，西班牙保持了7.3%的增长率。

林茨提出的民主转型的五个场域（arena）——公民社会、政治社会、法治、国家官僚系统、经济社会——之中，西班牙具备了除“政治社会”意外的所有要素。因此西班牙民主转型的最大问题就在于如何将国内各种政治力量纳入制度化的轨道。如上文所说，为避免分离主义对民主的破坏，首先应进行全国性的协商一致式的制宪模式（而非简单多数投票），苏亚雷斯表示“必须使意见分歧限制在并不严重的水平，因为这是唯一可以避免造成国家完全缺乏和谐一致性的方法”。并且为使新宪法的合法性最大化，西班牙领导者选择将新宪法提交公民复决，并取得了88%的支持率。

完成了这项工作，西班牙民主巩固就走入了良性循环之中。1981年的军人政变以失败告终，实质上是以挤破脓包的形式，终结了西班牙在民主巩固中遭遇了“军人政府”的可能性。

把视角转换到中国。显然作为后极权国家，中国的民主转型难度将远大于西班牙。五个场域中，中国在严格意义上仅具备“国家官僚系统”和“经济社会”这两条，意味着民主转型中民主派自由派必须重建“公民社会”“法治”和“政治社会”。

中国的“公民社会”在最近十年比较迅速的发展，大量群体性事件让更多的人走向街头，互联网的兴起则使普通用户身临其境的了解街头运动的过程，这将会显著提高人们对未来政治运动的预期，无疑会对公民社会的发展起到极大的促进力量。

中国糟糕的法律现状是阻碍公民社会、经济社会、政治社会发展的一大要素，必须在民主转型初期对其做彻底切除，以协商的方式对宪法取得共识，并且避免在立宪过程中以简单多数原则隐藏不同政治力量的意见分歧。人大作为法定立法机构，却面临“橡皮图章”的命运，高院高检的“司法解释”是对中国司法的制度化嘲讽，加上各地政府可以出台相应法规制度、官员可以游离在法律之外（无论是以个人意志影响普通社会案件的处理还是以“开除党籍”“双规”等党内方式逃避审判）。

“政治社会”在若干年的打压之下，完全没有发展的机会。在国内具有大量的、分散的政治个体，但是并不能堂而皇之的走入中国的治理模式。所谓政治协商，也并不具备其建立伊始时期待的“协商”功能。政治社会被中共垄断，是当今中国的一大特征，必须完全根除，甚至可以通过宣布共产党为非法组织来做全面割裂。（关于共产党的处理，西班牙在七十年代需要与之做妥协，因为当时共产党仅代表一种极端思潮，并未在西班牙内发起灾难性的政治运动，中国则不然。）

如果考虑西藏、新疆等地的分离主义，我们还可以参考西班牙的制宪模式，并将权力下放到地方，实现民族地区的高度自治。相信可以取得与西班牙的“中央政府-巴斯克地区”模式相同的效果。分离主义将被民主制度所溶解。

当非民主政体面临经济衰退

谷溪 — Thu, 01 Dec 2011 09:39:38 +0000

继续林茨的《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这几篇文章连起来，有点像读书笔记了。

Fernando Limongi和Adam Przeworski在1945-1988年对南美的研究中发现，连续3年的经济负增长的情况下，非民主政体的存活概率是33%，而民主政体是73%；且他们的研究数据标明，在连续三年以上的经济负增长之下，非民主政体必然瓦解，而民主政体在4年或5年的经济负增长中生存下来的概率是57%和50%。

瞬间有了一种邪恶念头：中国经济衰退快来吧，俺们最多吃穿困难点，还不至于大饥荒，连续三年的经济衰退换民主政治，非常划算。

看苏振华在线，赶紧问问他，大陆经济有没有可能出现负增长，结果他不理我直接下线……

民主政治之所以能最大程度的免于在经济衰退中解体，原因有二（林茨的观点）：一、政体起源的合法性无坚不摧，目前人类还没有其他体制能与民主政体抗衡；二、竞争性选举可以为人民提供其他选择，在本届政府任期结束之后，可以产生替代性的执政党和经济政策，从而对前任路线进行修正。——因为有了这层缓冲，即便民众产生不满，也可以将各种社会运动制度化，从而实现内部消化，而不至于让人民产生推翻现存政体的冲天怨气。

非民主政体在经济衰退中的脆弱性，有三个原因（我对林茨的补充）：一、开创体制至今已较为久远，原先的合法性（如驱除侵略者、打倒前非民主政体）消解殆尽；二、因为拒绝承认自己的失败和无能，错误的经济政策难以得到修正，会使情况恶化；三、“非民主体制是经济快速增长的保证”作为仅存的合法性来源，越来越被人民质疑，进而社会舆论走到另一面——非民主体制才是经济衰退的根本原因。

中国大陆持续2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像人参一样吊住了共党的命，但是在可预见的未来，暂时看不到中国经济衰退的迹象，我认为负增长的可能性确实很低。好在经济衰退往往作为民主转型的大背景而非必要条件，让我们对后面30年的中国历程继续保持乐观吧。

谈中国民主转型过程中的军队问题

谷溪 — Tue, 29 Nov 2011 09:00:21 +0000

林茨在其比较政治著作《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中，描述比较了14个非民主政体向民主政体转型的过程，他提到：“我们在本书中所分析的处于转型过程之中的政权，没有一个动用了武装力量，下命令向人群开枪从而导致大屠杀，这个事实使我们相对比较少的关注非民主政体通过武力来维护其统治的可能性。”林茨以柏林墙倒塌为例，说虽然政权要求武装力量做好战斗准备，但是最终并没有发生大规模镇压，盖因大规模镇压的成本非常高，并很难为这种镇压提供合法性。

读者诸君看到这里，恐怕都不禁要微微一笑、笑而不语了。想起六四的天安门惨剧，似乎中共党政军领导人是外星人一样、脱离了人类社会的规则。其实不然。

要给文革后的当代中国政治正式划分界限，1978年至1992年的邓小平时期虽然冰淇了毛主义的癫狂，但因其几十年来对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全面侵入并未退散，仍属于极权主义；邓小平92年南巡后淡出政治舞台，大陆经济发展暂时放下政治包袱开始突飞猛进，这才算是进入了哈维尔式“极权主义原始动力衰竭、消费主义甚嚣尘上”的后极权时代。

但是从极权到后极权的划分，在事实上并没有像我说的那样泾渭分明。极权主义在领导权方面，无一例外均为韦伯所说“克里斯马型权威”，通过个人魅力玩弄权力于股掌之上，最典型的例子是斯大林和毛泽东；随着魅力型权威的自然死亡或国家转型，权威会转移到下一代领导人身上（通过前任指定的方式），但是这种权威遗传是递减、且不可逆的。从毛到邓，再从邓到江，及至今天的胡温，明显可以看到这种权威衰减在政党动员能力退化、公民社会发育的背景下一览无余。可以预见下一代领导核心，无论谁成为总书记记，“党内民主”都是唯一的选项。这是后极权的一个重要特征。

中共在八九年胆敢开枪的重要因素，是邓小平依然保留了极权政治必需的单一核心领导权，加上社会控制力并未全面退化，在当时世态下中共必然以几十年练就的铁腕手段对付手无寸铁的血肉之躯，“热处理就是一枪一个窟窿，冷处理就是冻成冰棍”。军队的出场是可预见的。

今年2月份的茉莉花事件，各地均有人掏出横幅、然后马上被便衣押走的现象，气氛萧杀。但是为何以便衣身份抓人、武警仅远远的坐在车内观望呢？后极权下社会文化的发展与官方话语的衰落并行发展，暴力控制言论甚至伤害人身的行为很难再找到合法性，明杖执火的“维稳”不得人心，每一次公开镇压的成本都日益提高，镇压后将面对更多问题。而领导权的涣散，使得几位核心长老缺乏安全感，没有能力承担武力镇压后的巨大政治压力。

“镇压”方式从军队开枪到秘密警察关押，表现出后极权的力量在缓慢消散中。我认为，如果社会运动到达爆点，中共将不会再以军队镇压，更可能动用各种隐蔽的惩罚方式。最近叙利亚千夫所指，体制崩溃就在眼前，威权政府的开枪行为已不能为人民容忍。虽然不能保证未来中国不会流血，但广场屠杀肯定不会再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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