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崩溃之前，必须先谈什么是民主巩固。亨廷顿的标准是“双翻转测验”，即民主转型后的政权经历两次正常接替、掌权方能够接受选举失败后的放权——完成了两次交替，即可认为民主得到巩固。然而针对“民主巩固”的具体含义的辩论，其实本身指向“民主政治”，大概只有程序上的选举式民主是不够的，民主文化必须深植在本国的政治土壤之中。

秋风愿意从儒家文化中寻章摘句、挖掘出一鳞半爪的“宪政传统”，在我看来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当今世界政治潮流，是基于全球化以后的价值融通，自由和民主成为全体人类的共同价值，而无需再从本土挖掘精神给养。以儒家而论，本身带有大量反民主的毒素，强调权威重于自由、团队高于个人的集体主义。台湾在儒家推崇的纪律与服从的威权政治下经历几十年的折腾，重于在20世纪末拥抱第三波民主化浪潮、顺利完成亨廷顿的“双翻转测验”（1996年李登辉-2000年陈水扁-2004年陈水扁-2008年马英九）、并一跃成为东亚最自由国家，是华人突破儒家毒素的典范。民主文化既然已经渗透进台湾政治社会的每寸土壤，就很难再被拔出，可以这样判断，台湾已经对反民主的华人文化传统彻底免疫。

然而既然有成功范例，必然也有倒退案例。摆脱极权主义的俄罗斯即是一例。在叶利钦当政的1991年-1999年，俄罗斯在“自由之家”的评分逐渐上升，并被列入自由国家，在1995年至1997年之间，是表现较好的时期，当时政治权利与公民自由的等级均为3。然而在1999年普京上台之后，各项指数全面下滑，自由程度呈倒退趋势。2004年，已经倒退为“不自由国家”。我曾跟朋友提起过，转型正义在俄罗斯的缺失，是重要一方面。曾经作为克格勃的普京没有受到如捷克“除垢法”一样的软性清算而当上总统，加上1998年俄罗斯经济危机、1999年第二次车臣战争爆发，内忧外困，国家权力在一个前极权主义政权特工的把持之下迅速扩张，眼看俄罗斯民主倒退、叶利钦心血毁去大半，不胜惋惜。

对比台湾与俄罗斯，粗浅来看，有什么差别？我的了解非常有限，只能就所知说一点。

一、国家转型背景的区别。台湾转型于威权政治，而俄罗斯民主成长于极权政治崩溃之后。威权政治下可以有稍自由的政治社会，而极权之下没有任何社会“第二文化”的发展空间。罗刹国人黑暗之后骤见光明，难免头晕目眩。可以说，按照转型难度来排序，苏丹式政体＞极权政体＞后极权政体＞威权政体，台湾、俄罗斯转型难度差距之大，可想而知。

二、文化背景的区别。台湾的固然有儒家的反民主毒素作祟，但是其猛烈程度也远不及俄罗斯传统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强劲，普京上台以后对车臣战争的强硬态度，在一片血泊之上竟获得颇高的支持率，而反极权的英雄索尔仁尼琴居然也对普京亲睐有加，足见俄罗斯人骨子里的民族主义作风确实使得普京控制国家杜马、压制言论自由、迫害反对派的反民主政策如虎添翼。托克维尔曾经预测世界上将只剩下俄罗斯和美国这两个“伟大的国家”，其预言已经在冷战中精确应验，俄罗斯至今无法在政治土壤中播下民主种子的原因，苦笑一下，也只能归咎于宿命了。

三、公民社会发育程度的区别。其实这一点，与第一点关系紧密。国民党实行威权统治，但从未彻底根除公民社会，而台湾的基层选举在国民党执政期间也并未停止，政府没有强制抹除公共领域、私人领域界限，社会上存在大大小小不同方面的利益团体，本身已经存在政治多元化趋势。而俄罗斯在苏共蹂躏之下，别说政治多元化，连个体生存都朝不保夕，每个人被打散成原子状态，谈何民主实践？这是极权社会绝对不可能允许发生的事情。在这一点看来，台湾的政治社会其实早已发芽，而刚刚走出极权统治的俄罗斯，无异于在一片冻土之上种植民主花朵。

以这三点看中国大陆，除了文化背景与台湾近似，在前国家政权性质与公民社会发育方面，似乎处于台湾和俄罗斯的中间档位，总体来看，转型难度也介于台湾与俄罗斯之间。既然俄罗斯能转型，大陆当然更可以转型。但转型之后的问题比较严峻，我们会面对民主的巩固还是民主的倒退，这取决于巩固阶段一系列非常专业化的政权构造过程、和阴差阳错的历史偶然。现在关心转型之后的巩固问题，似乎为时过早，但我坚信总有一天，我写下的这些文字会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西班牙在1975年独裁者弗朗哥去世以后，由首相阿道夫·苏亚雷斯开展了一系列民主化活动，说服国会通过一个以选举方式产生立法机构的改革法案，恰当的处理了国内共产主义政治力量和巴斯克、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分离主义势力，当1981年军人企图颠覆民主政府、重建威权政府时，西班牙王室——准确的说是胡安·卡洛斯国王出面运用政治技巧平息了“军队”这个西班牙民主巩固中的巨大障碍，民主制度也通过这次事变得到了巩固。

而另一股一直未得到解决的分离主义军事武装力量“埃塔（ETA）”，在民主化后的几十年间支持率持续下降。这归功于西班牙首次选举的顺序——首先进行全国性的选举，取得中央政府的合法性，然后再通过合法政治过程向巴斯克、加泰罗尼亚等地区下放政治权利、实现区域自治。“埃塔（ETA）”在2011年10月20日以书面和录像方式作出“明确、坚定且永久性放弃武装对抗的承诺”，这无疑是一座民主进步的纪念碑。

埃塔的旗帜。在其象征上有两个明显符号，分别为代表政治的蛇，并缠着一代表武装斗争的斧头。

诚然西班牙在“威权-民主”转型过程之前，已经具备了比较有利的条件。用维克多·佩雷斯-迪亚斯的话说，“到70年代中期，西班牙的经济、社会、文化制度已经相当接近于西欧，与这些制度的运行相应的文化信仰、规范性倾向与态度也与欧洲接近。这是政治民主改革如此迅速的一个原因”。且在70年代中期，西班牙在现代经济中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在资本主义经济体中位列第十；1961年到1970年之间，西班牙保持了7.3%的增长率。

林茨提出的民主转型的五个场域（arena）——公民社会、政治社会、法治、国家官僚系统、经济社会——之中，西班牙具备了除“政治社会”意外的所有要素。因此西班牙民主转型的最大问题就在于如何将国内各种政治力量纳入制度化的轨道。如上文所说，为避免分离主义对民主的破坏，首先应进行全国性的协商一致式的制宪模式（而非简单多数投票），苏亚雷斯表示“必须使意见分歧限制在并不严重的水平，因为这是唯一可以避免造成国家完全缺乏和谐一致性的方法”。并且为使新宪法的合法性最大化，西班牙领导者选择将新宪法提交公民复决，并取得了88%的支持率。

完成了这项工作，西班牙民主巩固就走入了良性循环之中。1981年的军人政变以失败告终，实质上是以挤破脓包的形式，终结了西班牙在民主巩固中遭遇了“军人政府”的可能性。

把视角转换到中国。显然作为后极权国家，中国的民主转型难度将远大于西班牙。五个场域中，中国在严格意义上仅具备“国家官僚系统”和“经济社会”这两条，意味着民主转型中民主派自由派必须重建“公民社会”“法治”和“政治社会”。

中国的“公民社会”在最近十年比较迅速的发展，大量群体性事件让更多的人走向街头，互联网的兴起则使普通用户身临其境的了解街头运动的过程，这将会显著提高人们对未来政治运动的预期，无疑会对公民社会的发展起到极大的促进力量。

中国糟糕的法律现状是阻碍公民社会、经济社会、政治社会发展的一大要素，必须在民主转型初期对其做彻底切除，以协商的方式对宪法取得共识，并且避免在立宪过程中以简单多数原则隐藏不同政治力量的意见分歧。人大作为法定立法机构，却面临“橡皮图章”的命运，高院高检的“司法解释”是对中国司法的制度化嘲讽，加上各地政府可以出台相应法规制度、官员可以游离在法律之外（无论是以个人意志影响普通社会案件的处理还是以“开除党籍”“双规”等党内方式逃避审判）。

“政治社会”在若干年的打压之下，完全没有发展的机会。在国内具有大量的、分散的政治个体，但是并不能堂而皇之的走入中国的治理模式。所谓政治协商，也并不具备其建立伊始时期待的“协商”功能。政治社会被中共垄断，是当今中国的一大特征，必须完全根除，甚至可以通过宣布共产党为非法组织来做全面割裂。（关于共产党的处理，西班牙在七十年代需要与之做妥协，因为当时共产党仅代表一种极端思潮，并未在西班牙内发起灾难性的政治运动，中国则不然。）

如果考虑西藏、新疆等地的分离主义，我们还可以参考西班牙的制宪模式，并将权力下放到地方，实现民族地区的高度自治。相信可以取得与西班牙的“中央政府-巴斯克地区”模式相同的效果。分离主义将被民主制度所溶解。

继续林茨的《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这几篇文章连起来，有点像读书笔记了。

Fernando Limongi和Adam Przeworski在1945-1988年对南美的研究中发现，连续3年的经济负增长的情况下，非民主政体的存活概率是33%，而民主政体是73%；且他们的研究数据标明，在连续三年以上的经济负增长之下，非民主政体必然瓦解，而民主政体在4年或5年的经济负增长中生存下来的概率是57%和50%。

瞬间有了一种邪恶念头：中国经济衰退快来吧，俺们最多吃穿困难点，还不至于大饥荒，连续三年的经济衰退换民主政治，非常划算。

看苏振华在线，赶紧问问他，大陆经济有没有可能出现负增长，结果他不理我直接下线……

民主政治之所以能最大程度的免于在经济衰退中解体，原因有二（林茨的观点）：一、政体起源的合法性无坚不摧，目前人类还没有其他体制能与民主政体抗衡；二、竞争性选举可以为人民提供其他选择，在本届政府任期结束之后，可以产生替代性的执政党和经济政策，从而对前任路线进行修正。——因为有了这层缓冲，即便民众产生不满，也可以将各种社会运动制度化，从而实现内部消化，而不至于让人民产生推翻现存政体的冲天怨气。

非民主政体在经济衰退中的脆弱性，有三个原因（我对林茨的补充）：一、开创体制至今已较为久远，原先的合法性（如驱除侵略者、打倒前非民主政体）消解殆尽；二、因为拒绝承认自己的失败和无能，错误的经济政策难以得到修正，会使情况恶化；三、“非民主体制是经济快速增长的保证”作为仅存的合法性来源，越来越被人民质疑，进而社会舆论走到另一面——非民主体制才是经济衰退的根本原因。

中国大陆持续2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像人参一样吊住了共党的命，但是在可预见的未来，暂时看不到中国经济衰退的迹象，我认为负增长的可能性确实很低。好在经济衰退往往作为民主转型的大背景而非必要条件，让我们对后面30年的中国历程继续保持乐观吧。

林茨在其比较政治著作《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中，描述比较了14个非民主政体向民主政体转型的过程，他提到：“我们在本书中所分析的处于转型过程之中的政权，没有一个动用了武装力量，下命令向人群开枪从而导致大屠杀，这个事实使我们相对比较少的关注非民主政体通过武力来维护其统治的可能性。”林茨以柏林墙倒塌为例，说虽然政权要求武装力量做好战斗准备，但是最终并没有发生大规模镇压，盖因大规模镇压的成本非常高，并很难为这种镇压提供合法性。

读者诸君看到这里，恐怕都不禁要微微一笑、笑而不语了。想起六四的天安门惨剧，似乎中共党政军领导人是外星人一样、脱离了人类社会的规则。其实不然。

要给文革后的当代中国政治正式划分界限，1978年至1992年的邓小平时期虽然冰淇了毛主义的癫狂，但因其几十年来对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全面侵入并未退散，仍属于极权主义；邓小平92年南巡后淡出政治舞台，大陆经济发展暂时放下政治包袱开始突飞猛进，这才算是进入了哈维尔式“极权主义原始动力衰竭、消费主义甚嚣尘上”的后极权时代。

但是从极权到后极权的划分，在事实上并没有像我说的那样泾渭分明。极权主义在领导权方面，无一例外均为韦伯所说“克里斯马型权威”，通过个人魅力玩弄权力于股掌之上，最典型的例子是斯大林和毛泽东；随着魅力型权威的自然死亡或国家转型，权威会转移到下一代领导人身上（通过前任指定的方式），但是这种权威遗传是递减、且不可逆的。从毛到邓，再从邓到江，及至今天的胡温，明显可以看到这种权威衰减在政党动员能力退化、公民社会发育的背景下一览无余。可以预见下一代领导核心，无论谁成为总书记记，“党内民主”都是唯一的选项。这是后极权的一个重要特征。

中共在八九年胆敢开枪的重要因素，是邓小平依然保留了极权政治必需的单一核心领导权，加上社会控制力并未全面退化，在当时世态下中共必然以几十年练就的铁腕手段对付手无寸铁的血肉之躯，“热处理就是一枪一个窟窿，冷处理就是冻成冰棍”。军队的出场是可预见的。

今年2月份的茉莉花事件，各地均有人掏出横幅、然后马上被便衣押走的现象，气氛萧杀。但是为何以便衣身份抓人、武警仅远远的坐在车内观望呢？后极权下社会文化的发展与官方话语的衰落并行发展，暴力控制言论甚至伤害人身的行为很难再找到合法性，明杖执火的“维稳”不得人心，每一次公开镇压的成本都日益提高，镇压后将面对更多问题。而领导权的涣散，使得几位核心长老缺乏安全感，没有能力承担武力镇压后的巨大政治压力。

“镇压”方式从军队开枪到秘密警察关押，表现出后极权的力量在缓慢消散中。我认为，如果社会运动到达爆点，中共将不会再以军队镇压，更可能动用各种隐蔽的惩罚方式。最近叙利亚千夫所指，体制崩溃就在眼前，威权政府的开枪行为已不能为人民容忍。虽然不能保证未来中国不会流血，但广场屠杀肯定不会再发生了。

看香港的各类民主化运动，再对比如美国、欧洲诸国的公民示威游行，显得分外幼稚，我对香港人搞的民主运动的印象是：一方面口号目标十分模糊、不懂得从小方面诉诸公民权利，另一方面口号极生硬、缺乏幽默感、不懂得“幽默”是公民抗争的最有效武器之一。

一群愤怒的、没有具体诉求（我指的是那种例如要求立法保护某种、占领华尔街抗议1%人的特权之类的“具体”，当然在没有实现公民政治权利之前也是不大会提出那种不痛不痒的提案的）的自认为是“公民”的人，是非常容易被政府搞定的。今天港人们面临的情况和他们所作出的表现，和1989年非常相似。朋友@许骥就认为，香港人没有经历过完整的民主实践，致使今天的香港民主化运动处于某种幼稚的邯郸学步的状态。

其实还有更深次的原因。所谓“香港问题”，实质也就是香港何时、怎样实现民主化的问题。讨论一个地区（国家）的民主化，首先要求我们重新审视该地区的国家性，也即地区（国家）领土范围与公民权利的双重确认问题。实现民主化转型的首要条件是国家自治。由于近代香港曾处于多个国家（中国、日本、英国）的统治之下，原住民的民族性问题被大大稀释，常驻香港的人民对“香港人”这一身份有着比较单纯的政治认同，既不会形成强大的民族主义，也不会像大陆一样出现多民族的文化松散状态。因此香港问题避开了民族性的复杂讨论。

虽然有着清晰的治理领土划分，公民权利却是香港从未实现过的。1842年，清廷战败，香港被割让和租借给大英帝国，二战期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香港被日本占领三年零八个月；1945年日本投降后，英国再次恢复主权，直到1997年香港回归大陆。在这漫长的一百多年历史中，香港一直以殖民地的身份处于民主政体的管辖之下，香港人虽然享有大多数自由，却绝缘与民主政体。回归后的香港因为“一国两制”而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法外之国”，但因立宪权归属大陆中央政府，最重要的决策均须经由北京政府同意，故而曾为民主政体伴舞一百多年的香港人民至今无法享受自由国家的政治权利。在可预见的年限内，必将与民主政体越走越远。

香港人欲得民主，有以下问题必须首先解决：

一、香港是一个国家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香港的民主必须等待大陆民主实现之后才有谈论余地。作为后极权主义的一个“自由区”，香港的存在会让大陆人发现自己不具有的某些政治自由（例如出版自由、游行示威自由等），可能会给大陆政治添加更多不确定性，但是经过功利计算，北京政府很可能认为保留香港的部分自由相比其带来的潜在不确定性，还是能带来更多利益（如香港在金融领域的中心作用会带给大陆政府更多的安全感和控制感）。

二、“香港人”是一个民族吗？在我看来，基本可以做如是观。多年来大量移民进入香港、国际往来密切，让香港与一水之隔的大陆有迥然不同的氛围。从“香港人”这个集体概念的出现，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类似“国家-民族”的诞生过程，先有了“香港”这个领地，再有了“香港人”这个共同体。这为未来香港的自治奠定了良好基础。

三、如果大陆实现了民主，香港也必将实现民主，这是一个极权解体后权力分散的必然流程。但多年来受民主熏陶、却从未实现过民主的香港人怎样构建一个自治政府？我们反观大陆潜在的民主政体选项，由于某些地区以少数民族为主、且这些地区面积广大（如西藏、新疆、青海等），大陆民主政府一旦延续共党政府的汉民族国家策略，必然点燃以上地区的民族主义独立欲望，使大陆的民主巩固平添大量不确定性，因此未来大陆民主政体的首选项似乎是先分配国家权力、再以民选方式确定区域自治的联邦制。届时，香港必将以其独特地位成为一个联邦成员。因不存在民族性问题，这个自治政府可以平滑的通过民选产生。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香港实现民主的条件只缺大陆民主这一条；大陆一旦实现民主，则香港民主犹如刀切豆腐，是再水到渠成不过的事情。鉴于这个角度，目前香港民主人士最重要的工作，不应该是呼吁香港这一单一地区的普选，而应该与大陆抗争人士互相联合，共同推动大陆的民主化进程。只有这样做，才是真正为香港的民主化尽一份力，而那些简单的呼吁港人政治权利的运动，注定要被淹没在历史之中。